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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制止农业产业化趋势，养猪产业将断送一部分农村人的生存之路以一户小农为例，种植20亩粮食，年产40000斤，粮食按照售价每斤1元计算，扣除成本后收入大约为1万元。如果用这些粮食养猪，可以转化成5000斤猪肉，每8斤粮食转化成一斤猪肉，猪肉按照每斤30元计算，收入大约为15万元。如果散养两头生猪自给自足，一家四口一年可节省320斤猪肉，也就是9600元的肉类开销，相当于种粮卖粮的全部收入。也就是说，年产40000斤的粮食只够一家四口一年消费猪肉的开销，而养殖两头生猪的收入与种植20亩粮食的收入持平。
我国一直坚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农业发展原则，如果没有养殖鸡、鸭、鹅、猪等多种经营，仅仅依靠以种粮卫生的小农经济根本无法生存。
近百年来，我国一直坚持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核心战略。如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9998元)。实践已经证明，期待像先进、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500元(折合人民币31499.1元)就能实现80%以上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已经无法实现了。将有6亿人口继续留在农村生产生活，也就说明，小农经济必将长期存在。不能扶持资本抢夺其生产生活以及生存空间，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进行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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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逼老百姓望“肉”兴叹，大口吃肉成奢望
90年代，我国生猪养殖技术以及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现在，市场供应却十分充足，老百姓都能吃到肉，价格也很便宜，一天的工资可以买10斤肉。但是如今，一天的工资只能购买两三斤肉，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变得吃肉难、吃肉贵。这一现象警示我们，我国在生猪养殖产业化方面的政策存在问题，其他农业产业化政策也是如此。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满足国民日渐增长的需求，增强国民获得感和幸福感。而生猪养殖产业为代表的农业产业化政策出现的偏差却导致相反的结果出现。因此，我国农业产业化必须“纠偏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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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猪养殖产业生态荒漠化，将彻底消除老百姓养猪的可能性目前，生猪养殖行业举步维艰。首先，相关法律以及各种标准设置的门槛让大部分农民难以从事养猪行业。第二，大量养猪补贴都提供给龙头企业，将千万小农养殖户彻底打倒，形成行业垄断。第三，将野猪列为保护动物，却对土猪不管不顾，农户想养猪却找不到土母猪和猪仔。第三，经疫情发现，资本控制的少数“优良”的生猪品种极易全军覆没，而拥有高抗疫性的土猪品种在已经被取而代之。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导致农民恢复自主生产的能力都是农业产业化政策方面出现了偏差，必须“纠偏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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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行业被“房地产化”，猪肉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炒”的从今年春节开始，猪肉一路飙涨到一斤45元的价格，至今还维持在一斤30元左右的价格。目前，又开始出现“抬头”的趋势。与2018年相比，我国生猪市场供给能力的增长超过50%。并且，国际交易市场的猪肉一斤只有几块钱的价格，为何国内市场的猪肉价格不仅始终无法回落，反而出现逆涨呢?主要是因为少数人拥有了定价权，生猪养殖产业已经成为获取特别权益的集团。
事实上，操控生猪养殖产业化政策和猪肉价格，和“丈母娘决定房价” 是同样的道理。但是，猪肉价格的“炒作”，比房价的“炒作”更具破坏性。如果不加以制止，农业产业化最终都会形成“房地产化”，从而形成农业发展被资本垄断。这不仅不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规律和模式，更加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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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政府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国内老百姓真的是买不起、吃不起猪肉了。尤其是在农村地区，30斤的粮食才能换1斤猪肉。于是，人们开始呼吁发放“补贴”。结果就是，生猪养殖产业越发达，老百姓月吃不起肉，政府就需要发放补贴，补贴越多，生猪养殖产业集中度越高，老百姓越难吃肉，更加需要政府进行补贴。政府就这样被“绑架”了，这是产业化政策出现偏差导致的必然结果，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产业化政策必须与人们群众站在一起，远离垄断资本，重建生猪养殖产业生态化体系。
恢复生猪养殖产业生态化，归还属于人民的权利整个社会都必须明白，保护农民的养猪、屠宰、储备的权利，就是在保护农民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可以不反对企业和资本进入生猪养殖产业，但是不能提供补贴政策。这样做不仅可以重建生猪养殖产业生态化体系，同时也可以防止其他农产品在产业化过程中重复出现与生猪养殖产业化相同的错误。
我国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上，必须注重战略和策略的选择，农产品不应该被“炒作”。目前，必须严防生猪养殖产业出现“房地产化”，起到坏的示范性作用。（来源：燕西说三农）
李昌平
中国乡建院院长。经济学硕士，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市农村金融协会副会长，珠海市政府农业顾问。
《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6年“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改革开放30年改革风云人物。村社“内置金融”理论创建人、农村“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新体系建设推广专家。三农发展专家。曾在乡镇工作17年，历任四个乡镇党委书记。2000年3月，上书时任朱镕基总理，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
创造性发明村社“内置金融”理论，并落地指导“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新体系的创建，而使农户承包地、集体成员权等抵押贷款和农村资源资产金融化及交易得以实现，极大提升了农村内生动力和农民农村村组织服务农民的能力。
2009年9月，在平桥区政府主导下主持河南信阳平桥区郝堂村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村社共同体主体性重建及自主综合发展实验，2013年郝堂村被建设部等部委授予国家级“生态宜居示范村”。中国乡建院主持的同类乡建和精准式扶贫实验遍及北京、湖北、河南、广东、内蒙、贵州、湖南、山东、河北、四川等省市，其中珠海试验引起汪洋副总理高度关注。
著有《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大气候》、《再向总理说实话》和《金融乡建》等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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