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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的慢性、消耗性传染病。OIE 将其列为必须通报疫病，在我国属二类动物传染病并列为检疫扑杀对象。不仅可以造成奶牛乳房炎，结核性胸膜肺炎等疾病，从而使奶牛产奶量显著下降，乳制品质量下降，母牛不孕，并且能够感染人进而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1970年1月1日，澳大利亚宣称启动国内布鲁氏杆菌病和牛结核病的根除计划(BTEC)，该计划发起于十分乐观前景下，即当时已经成功完成消灭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的国家方案（传染性牛胸膜肺炎根除运动开始于1961年，残存病灶最后发现于1967年）。自1970年至1997年，BTEC计划共运行27年，运营支出近84亿美元，以根除澳大利亚黄牛和水牛牛型结合分枝杆菌为目标，以全国协同为基础并在国内指导方针下进行。澳大利亚对布鲁氏菌病和牛结核同时治理，并分别于1989年和1997年超越世界动物健康组织的疾病根除判定标准，完成疾病根除。
More 博士等人于2015年的兽医公报上对1970年至1997年澳大利亚成功根除牛结核病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本文以此为主要参考，详细阐述了成果、重要因素及方案，以期为我国牛结核病的根除提供参考。
1一个让所有从业者接受的理由澳大利亚的牛产业以高度输出为发展方向，美国是其至关重要的输入市场（从1959 年到1960年对美国出口占总牛肉和小牛肉的47%， 1969年至1970年间该数据上升到71.6% [澳大利亚统计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对当时国内牛类产品交易的强烈关注，成为澳大利亚进行全国范围的TB根除计划的有力推动力。通过这一计划，以农场为基础的交易限制与感染危机紧密相关，为个体生产者完成牛结核病根除提供巨大优势。
BTEC的额外收益对北澳大利亚整体行业和个体生产者牛群的生产力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成果通过改良畜牧业（两年一次而非一年一次的牛群集聚，控制交配，移除野生牛群，强迫断奶，矿物质供给）和改善围栏控制牛群获得。20世纪9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肉用牛群的出口量为2 400万头，1974—1975年，达到3 200万头。此外，北澳大利亚牛群生产相关的其他方面也发生了本质上改变，包括牛群调动和营销模式，以及动物遗传性质。
2 明确一致的结果 在政府和行业内，共享黄牛的牛结核根除准则。该根除准则要求99.8%和99.9%的牛群为结核阴性群，这不仅符合OIE的国际动物卫生法典且相对更为严格。有关澳大利亚对牛结核杆菌和布鲁杆菌病根除进展的区域划分及标准见表 1。但这些区域划分及标准都不排除结核在牛群中存在的可能性，因此OIE需要继续保持屠宰场监测和有效的追溯工作。
3 行业承诺和行业规范 行业协会TEC计划的成功运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Lehane指出，主要的行业组织在运动管理过程中获得强有力的行业支持，对生产者宣传所获得的牛结核病进展并提供不同援助措施，以确保成功。自1984年起，由于联邦的不断介入，行业在BTEC决策制定中扮演重要作用，并在BTEC协会，国家和地区咨询委员会和审查批准资产项目负责小组中发挥作用。除此之外，相关领军企业紧密工作于行业和政府之间，也是BTEC运动成功的关键。
4 政府和行业的成本分摊
在BTEC计划实施的早期阶段，协会和农场主要是财政支持者。行业基金开始1973年并出台征收牛屠宰税和和活体出口税，且税额随时间发生改变，1982年高达4美元/头。1998年2月正式达成一致，即行业缴税占总费用的50%，州经费占30%，联邦经费占 20%。这些费用涵盖运营、补偿和附加援助措施等内容。BTEC经验建树中，随着受益人支付手段被作为政府和行业间的成本分摊的基础，成本分摊成为澳大利亚国内动物健康方案的规范。
5 方案规划的商业模式：实施与审查 BTEC的关键特征即为详尽的方案规划，相关方案包括多年战略计划的发展和澳大利亚政府的法律支持，国家、政府和相关的行业组织的年度执行计划。这些计划包括长期目标、过渡目标、可能的活动和相关预计。中期审核的条件下的序贯策略计划和预算，通过多年实践得以完善：1975年到1984年间获得TB暂时根除成果，并分别于1984年到1992年获得临近TB根除成果和1992年到1997年完成国家无疫病区域状态。
整个BTEC及牛结核病彻底清除保障计划（TFAP）实施过程中，在标准化的定义和规则(SDRs) 的制定基础上提供了最低的国内标准和所有州和地区相一致的最低国家运行操作标准。国家方案以活跃的研究方案为基础，由政府（联邦、州、区域）和行业共同建立。采取两项重点研究，包括不断提升对牛结核病流行病学和诊断的理解。诊断研究关注单一结核菌素皮试检测（caudal fold test， CFT）的优化，改善培养方法，新的病原识别方法，牛结核分支杆菌DNA型分离，γ干扰素检测的发展等方面。DNA型分离和γ干扰素介导在后期阶段才成为可使用的方法，并被证明对最终结果几乎无影响。
6 屠宰监测的关键作用自1975年起，随着屠宰场监测广泛应用于牛群中新发结核案例检测，其作为主要的监测方法迅速应用于之前可能被感染而未得到检测的牛群。许多政策被应用于最大限度的提升屠宰监测的敏感性，这些政策之后正式被归入国家肉芽肿病例提交计划（NGSP）。这些政策包括提高感染意识，应用基于风险的抽样方法和送检指标，鼓励肉类检查员追溯送检病例来源并提供相应反馈。20世纪90年代早期引进的牛群追溯系统对整体根除方案的成功至关重要。使产权起源的追溯成为可能。这一系统以特征识别为基础，独特的PIC分配系统，对尾部和耳部强制应用PIC系统可进行牛群监测，尤其对卖场和屠宰场牛群调动进行监测。
7 有效降低残余感染 在行业支持条件下，对已知感染牛群实行相对严厉的措施以降低感染风险。如前文所述，大量基于风险方法的使用，以创新性的思维为基础，细致应用和持续的严厉审核为方法，对可能暴露于这些被确定的结核病例的牛群进行早期屠宰清除。
8 客观易懂地评估方案进程评估要客观且易懂。许多评估以群和区域的分类为依据，确定区域内牛结核被逐渐根除，关注可获得的资源并向其他生产商提供有关该进展的信息以增进其根除疫病的信心。对于牛群的分类变化也会对个体从业者产生直接影响。自1993年起，应用国家疾病信息系统(ANADIS)电脑程序和病例信息记录手段用于支持牛结核的根除方案的实施。
9 BTEC计划实施的相关方案 即使牛结核病已正式宣布根除，仍存在个别牛结核案例的偶发现象。TFAP（1998—2002年），TFAP2（2002—2006年）和澳大利亚牛结核监测计划（ABTBSP）（2007—2010年）分别实施用于澳大利亚牛结核的监测。在这些牛群内，每年都要进行的TB现状概述总结并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助。自2011年起，牛结核被包含在澳大利亚动物疫病紧急反应协议 (EADRA) 内，并提供政府和行业在体外疾病上成本分摊政策体制。该体制现在被分为4种类型（表2）。
牛结核病根除方案的成功经验在澳大利亚动物健康和福利上表现出持续而巨大的影响。首先，澳大利亚动物健康体系的发展建立在BTEC方案和合作发展的基础上。其次，BTEC计划推进过程中，行业和政府的合作模式促进了澳大利亚动物健康安全的建立，并于1996年通过联邦建立了一个非盈利型公司，其职责包括对国家和区域内的牛结核病治理以及国内主要畜牧业发展的治理。
10 小结牛结核病是我国法定的检疫对象，按《牛结核病防治技术规范》规定，我国对牛结核病的监测比例为：种牛、奶牛 100%，规模场肉牛 10%，其他牛 5%，疑似病牛100%并及时扑杀结核病阳性牛。但由于财政补偿标准太低及地方与个人承担比例过高等原因，各地不检或盲报现象严重导致我国牛结核病流行现状无准确数据。结合三问：杀多少？ 杀多久？ 怎么杀？是实施检疫扑杀政策的关键问题。除此之外，无有效的牛结核病防控与净化计划，流行病学状况不明，不健全的病源追溯体系，屠宰补助政策过低等因素均是造成我国牛结核病难以有效根除的原因。
对比澳大利亚结核根除经验，不难发现我国牛结核病根除政策及相关方案的不足。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恰好为我们所存在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牛结核病根除问题解决参考方案。由于国内情况的特殊性，将他国的经验直接照搬全抄是不可能的，但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很多与结核根除相关的学习经验对于我国来说十分珍贵，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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