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兽共患病是指在人类和脊椎动物之间自然传播的疾病和感染。目前世界上约有200多种动物传染病和150多种寄生虫病可通过动物或动物产品直接或间接传染给人类,引起人类发病甚至死亡。我国现有畜禽传染病202种,其中1/2以上为人兽共患病。在这些人兽共患病中大多数是由家畜、家禽、驯养动物、宠物和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畜牧业生产也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其危害甚大。本文就人畜共患病的危害,流行原因与防控对策谈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人兽共患病的危害
1.1 人兽共患病是人与动物的烈性传染病或流行病,对公共卫生构成重大的威胁
许多人兽共患病是人与动物的烈性传染病,既可通过同源性链在动物与动物或人与人之间传播,又可通过异源性链在动物与人或人与动物之间流行。因此,它对人类和动物的安全,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畜牧业生产都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如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世界性流行,给人类带来过重大的灾难。新发生的人兽共患病如艾滋病,全球已有病毒携带者和患者6000多万人,已死亡2000多万人,预计到2010年,全世界将会新增艾滋病感染者4500万人。1983年美国宾州地区暴发禽流感(H5N5),造成3.49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还引起人发病而死亡;2005年禽流感在全球30多个国家流行,引起140多人发病,先后死亡80多人。
1985年英国发生首例疯牛病,曾在欧洲引起恐慌,随后疫病波及到德国、爱尔兰、加拿大、瑞士、荷兰、意大利、西班牙、阿曼、丹麦、法国、美国、日本及韩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造成全球30多万头牛感染,引起130多人发病死亡,仅英国先后捕杀、焚烧350万头牛,直接经济损失达42亿英镑。
1.2 多数人兽共患病为自然疫源性疾病,难以消灭与控制
自然疫源性疾病一般都是典型的地方性动物病(enzootic),是在自然界野生动物之间流行的疾病。它的特点是有明显的区域性或季节性,并与人类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又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加之这些疾病分布很广,储存宿主众多,多数呈隐性感染,因此,难以控制与消灭。目前发生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约有95种,其中自然疫源性病毒病59种,细菌病9种,立克次体病和衣原体病7种,螺旋体病3种,寄生虫病17种。原有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仍然存在,新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又不断出现,如埃博拉出血热,SARS、禽流感、肾综合征出血热,尼帕病毒病等对人类和动物又构成了新的威胁。例如肾综合征出血热在我国除新疆和青海之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存在,发病达150万人,病死率在10%以上。
1.3 传统传染病再度肆虐人类与动物
目前,人兽共患病不仅威胁着发展中国国家,而且威胁到发达国家。许多人兽共患病已成为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危害巨大。历史上发生的传统传染病曾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灾难,但人类在与这些疾病长期作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控制疾病的重大成就,先后控制与消灭了许多急性传染病。然而,当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耐药菌株和变异毒株的出现,生态环境的改变、全球气候的变化、人口频繁的流动、食品生产工业化、动物与动物产品市场流动加快等,助长了人兽共患病的发生与传播。过去一些已经被控制的传统传染病,如鼠疫、结核病、狂犬病、霍乱、布鲁氏菌病、乙型脑炎、登革热 、恙虫病、血吸虫病、弓形虫病和棘球蚴等病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对人类重新构成严重威胁。鼠疫曾有过三次大流行,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平息。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和南亚及非洲一些国家又出现疫情,90年代更为严重。我国于1984年基本控制了鼠疫的流行,但90年代以来发病人数又呈上升势头,疫情分布于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结核病,除北美、古巴和澳大利亚之外,世界上118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本病。WHO报告,当前每年全世界新增结核病人达1000万人,死亡300万人。我国现有结核病人约500万左右,仅次于印度,结核病人数居世界第二位。布鲁氏菌病,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国家和地区人畜布病疫情上升,至使德国因布病每年经济损失达6600万美元,法国每年损失8100万美元,美国和拉丁美洲每年损失7亿美元。我国80年代中期人间布病感染率下降至0.3%,畜间感染率下降至0.5%~1%,并有8个省、市、区达到控制标准。但到90年代初期,布病疫情出现波动,有十几个省、区布病疫情大幅度反弹,到1994年感染率上升至3.2%。广西10年间因布病造成经济损失达1491.8万元,新疆10年间损失达1.1亿元人民币。WHO1993年报告,血吸虫病仍在74个国家和地区流行,有2亿人口受到血吸虫感染,每年死于血吸虫病的患者达100多万人。我国自1998年以来,血吸虫病疫情反弹,当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个省、市、自治区疫情严重,病人成倍增长。
1.4 新出现的传染病已对人类构成新的威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先后发现新发生的传染病有43种,其中在我国存在或潜在的约有20几种。新出现的传染病是指那些由新种或新型病原体引起的传染病,可导致地区性的或国际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在这些新发现的传染病中绝大数为动物源性的人兽共患病,又以病毒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为多,其表现为传染性强,流行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发病率与病死率高、危害性巨大。因此,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均构成新的严重威胁,应高度警惕。
病名 |
病原体 |
病原发现年代 |
拉沙热 |
拉沙热病毒 |
1970 |
猴痘 |
猴痘病毒 |
1970 |
空肠弯曲菌肠炎 |
空肠弯曲杆菌 |
1972 |
轮状病毒病 |
轮状病毒 |
1973 |
细小病毒病 |
细小病毒B19 |
1975 |
隐孢子虫病 |
隐孢子虫 |
1976 |
埃搏拉出血热 |
埃搏拉病毒 |
1976 |
军团病 |
嗜肺军团菌 |
1977 |
丁型肝炎 |
丁型肝炎病毒 |
1977 |
流行性出血热 |
汉坦病毒 |
1978 |
丙型肝炎 |
丙型肝炎病毒 |
1989 |
委内瑞拉出血热 |
瓜拉瑞托病毒 |
1989 |
戊型肝炎 |
戊型肝炎病毒 |
1990 |
巴比西虫病 |
巴比西虫 |
1991 |
新型霍乱 |
O139霍乱孤菌 |
1992 |
猫狐热 |
巴尔通氏体 |
1992 |
汉坦病毒肺综合征 |
辛诺柏病毒(新型汉坦病毒) |
1993 |
麻疹 |
Hendra病毒 |
1994 |
享德拉病毒性脑炎 |
享德拉病毒 |
1994 |
庚型肝炎 |
庚型肝炎病毒 |
1995 |
T细胞淋巴瘤白血病 |
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I型 |
1980 |
中毒性休克综合征 |
金黄色葡萄球菌毒素 |
1981 |
出血性结肠炎 |
大肠杆菌O157:H7 |
1982 |
毛细胞白血病 |
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II型 |
1982 |
艾滋病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
1983 |
莱姆病 |
伯氏疏螺旋体 |
1983 |
消化性溃疡 |
幽门螺旋杆菌 |
1983 |
东方斑点热 |
日本斑点热立克次体 |
1984 |
疯牛病 |
朊蛋白(Prion) |
1985 |
埃尔利希体病 |
查非埃尔利希体 |
1987 |
禽流感 |
禽甲型流感病毒(H5N1) |
1997 |
输血后肝炎 |
输血后肝炎病毒(TTV) |
1997 |
尼帕病毒脑炎 |
Nipah病毒 |
1999 |
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
SARS病毒(新型冠状病毒) |
2003 |
2002年11月我国首先发现SARS,2003年3月12日世界上报告病例的国家和地区达32个。2003年8月7日全球累计报告病例为8422例,死亡916例,其中我国内地报告病例5327例,死亡343例。西尼罗病毒脑炎,1996~1999年曾在罗马尼亚,俄罗斯和美国再次流行,发病人数达4156人,死亡284人,2003年流行时发病9100人,死亡222人,同时还引起马、鸟类和其他动物感染发病而死亡。目前本病主要流行于非洲,西亚,东欧和中东地区的20几个国家和地区。尼帕病毒脑炎,1997年首次发生于马来西亚,1998~1999年又先后发生流行,共计发病489人,死亡185人,扑杀生猪约100万头。本病现流行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新几内亚等国家。军团菌病,我国于1984年首次发现本病,至1993年曾先后在北京、唐山、南京 、重庆等地发生过流行。莱姆病,1975年首次发现于美国康洲莱姆镇,现世界上5大洲有30多个国家均有本病的发生与流行。我国自1987年发现本病以来,现已证实在全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人群中存在莱姆病感染,18个省、市、自治区存在自然疫源地,估计每年新发病人数至少在2万例。
1.5 生物恐怖对人类的威胁依然存在
许多人兽共患病是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烈性传染病,历史上曾使用这些烈性传染病的病原体作为生物战剂,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使用于战争中,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了破坏作用。2001年美国发生炭疽邮包袭击事件,先后有十几个人被感染,并有死亡病例。后来澳大利亚和德国又相继发现“细菌邮件”,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恐慌。这些事实表明当今世界恐怖分子有可能利用某些人兽共患病病原及其致病因子或者通过现代生物技术对这些病原微生物进行改构与基因重组,极大地提高其杀伤力、攻击力和毒性作用,制造生物战剂进行恐怖活动,威胁人类的安全。美、俄等国重点研制的生物战剂,主要使用的人兽共患病病原体有:炭疽、土拉杆菌、鼠疫、霍乱、委内瑞拉马脑炎、裂谷热、出血热、Q热、斑疹伤寒等.潜在性的生物战剂病原有:刚果出血热病毒、基孔肯雅病毒、东方马脑炎病毒、埃博拉病毒、汉坦病毒、乙型脑炎病毒、拉沙热病毒、马尔堡病毒、森林脑炎病毒、西方马脑炎病毒、黄热病病毒、布鲁氏菌、鼻疽杆菌、类鼻疽杆菌、衣原体、立支氏体等20多种。面对形势,我们应做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反生物恐怖的各种准备工作,提供可靠的物质和技术保障,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
目前,人类在传染病面前所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情况是:一方面已被控制的传统传染病卷土重来,重新威胁人类,另一方面新出现的传染病相继发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灾难和恐慌。由此可见,全球人类将又一次处在传染病发生与流行的威胁之中,而且是面对新旧传染病的双重威胁。
2. 引起人兽共患病流行的原因
2.1 生态环境的改变可引发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发生与流行
人兽共患病绝大多数为自然疫源性疾病,这些自然疫性疾病均具有自然疫源地。在保存着某种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疫源地内,各种生物成份的构成(病原体、宿主、媒介及环境因子等)一般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但由于生态系统是一种开放性的系统,当影响生态系统的各种自然的或人为的因素发生剧烈变化时,就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引发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发生与流行。例如人类大规模进行经济开发,乱砍伐森林,开荒(围海、围湖等)造田,修筑水坝,大肆的捕食野生动物等都会不同程度地改变原有的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成份的构成,引发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如当人类进入原始森林采伐或打猎、旅游时,易受到森林脑炎,黄热病,莱姆病及其他虫媒病毒的感染;在草原和干旱地区垦荒,会增加暴发炭疽和跳跳病的机会;在修水库、筑水坝时,治理措施不力,可为媒介昆虫(蚊、蝇等)和宿主动物(如啮齿动物、鸟类等)大量繁衍创造有利条件,致使乙型脑炎和黄热病等暴发流行。在沼泽地作业,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危险性增多。
2.2 病原体的变异与耐药株的出现,引发了新传染病的发生与传统传染病的再度流行
当生态环境发生改变时,原来存在于自然疫源地内的病原微生物为了适应新的生态环境,适应宿主环境而发生生态变化,通过基因突变,重组或转移而形成的遗传进化、变异及物种进化,使一些不致病的变为致病的,弱病株变为强毒株或演化形成新的病原微生物,导致对人类的感染,引起新出现的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例如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1978年在韩国首次分离到病毒(HV),现在全球已分离到30多个基因型,1993年又在美国暴发了由新型HV引发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HPS),病死率高达50%。丙型肝炎病毒(HCV)现在已发现9个基因型和30多个亚型,在一个病人体内可以多基因型HCV株共存。同时,由于临床上抗生素和疫苗大量的长期使用,致使许多病原体出现了耐药菌株和变异毒株,引起了传统传染病的再度暴发与流行。如耐药株引起登革热,结核病和疟疾的再度发生;变异株引起的霍乱和流感的流行等。
2.3动物的迁徒和饲养密度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人兽共患病的发生与流行
动物界是人兽共患病病原的巨大储存库,也是疾病的主要传染源。以动物作为传染源的疾病称为动物源性传染病。如鼠疫、森林脑炎、肾综合征出血热,蜱传回归热、乙型脑炎、狂犬病、野兔热、炭疽、布病、钩端螺旋体病、莱姆病、恙虫病等,对公共卫生的危害最大。野生动物、家畜、家禽、玩赏动物、水生动物,以及在人类住所周围栖息的半野生动物(如鼠、鸟、蝙蝠等)等都有可能成为病原的携带者,向人类传播人兽共患病。如自山野和森林中捕捉野生动物进行驯养或食用就有可能把某些自然疫源性疾病带进人群,如1976年由于非洲当地居民吃了森林里死亡的灵长类动物,引起埃博拉出血热暴发流行,死亡270多人。由于气候的变化,某些鸟类迁徒,可能将病原体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带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散播病原,如候鸟的迁徒可远距离传播禽流感等疾病。玩赏动物与人类接触最为密切而极易传播人兽共患病,如各种宠物(犬、猫)进入千家万户,致使狂犬病的发病率逐年增多;1992年又新出现了由家猫传播的猫抓热,现已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
2.4 畜禽品种和畜禽产品贸易往来的加快,检疫不严可带来人兽共患病的发生与流行
在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频繁,国际间的畜禽品种及畜禽产品的贸易往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如检疫不严,没有把好国门,有可能引进病畜禽及隐性感染畜禽,通过这些活畜禽及其产品带入人兽共患病病原,传入我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通过走私和非法偷运进入的活畜禽和玩赏动物,危害性更大。例如有的国家从英国引进种牛而带入了疯牛病;德国从非洲进口实验用的猴子,使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感染上了发生在非洲的马尔堡出血热。从炭疽流行的地区进口羊毛、生皮、肉品及骨粉等很可能把炭疽引入本国或本地区,后患无穷。
2.5 动物性食品的污染与患病动物的副产品处理不当,可造成人兽共患病的发生与流行
据WHO统计,全球每年有150多万人死于来自动物性食品致病因子所引起的腹泻类疾病。我国也经常发生肉、蛋、乳等动物性食品污染大肠杆菌O157、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微生物及其毒素引起的中毒事件,以及抗生素药物残留或其他兽药、饲料添加剂等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说明食品安全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患人兽共患病带菌动物的副产品及其排出的粪尿等废弃物处理不当,不仅造成人类感染人兽共患病,而且污染环境(如水、土、空气等)和食物(如瓜果、蔬菜、粮食等),可直接或间接给人类传播人兽共患病,危害公共卫生的安全。
2.6 其他因素的影响
气候因素和地理因素对人兽共患病的发生有显著的影响,如以黄鼠作为传染源的鼠疫,多发生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因为北方地区有这些动物方可有这种鼠疫;黄鼠在寒冷季节冬眠,鼠疫菌在其体内转入潜伏状态,当气候转暖时黄鼠出蛰后,才在他们中间发生鼠疫。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热带地区的媒介传染病在亚热带地区出现,如局限在非洲等地区发生的西尼罗病毒脑炎和猴痘却在美国暴发流行。地形及地貌对动物传染源也有作用。土质疏松地带(沙漠、草原、耕地、沙土地)适宜鼠类作洞繁殖。反之,土质坚硬,鼠类天敌种多的地区鼠类生存受到限制。所以,以鼠类为传染源的疾病如鼠疫多发生于草原和沙土地带。气温在25~35℃,雨量较多,积水充足的地区和环境中蚊子易孳生、活动与吸血也频繁,因此,由蚊子叮咬传播的乙型脑炎多发生在春夏季节。国际经济贸易频繁、旅游、人口流动加快,增加了人群的接触机会,色情服务,吸毒等促进了艾滋病和性病的发生与传播。1996年一位在加蓬感染埃博拉出血热的人,跑到南非旅游、并就医,结果导致该医院的护士感染埃博拉出血热而死亡。落后的文化科学及生活习俗对疾病的影响,有的地区、民族人群习惯喝生牛奶、生羊奶等,结果造成牛结核病和羊布鲁氏菌病的发生与流行。有的人群在污染的河塘中游泳或洗澡而感染钩端螺旋体病和血吸虫病。
3. 人兽共患病的防控对策
目前,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来自动物、昆虫、食品、水源、土壤等传播的人兽共患病以及来源于污染环境的毒物、抗生素的滥用和生物恐怖袭击等因素的威胁,而且是面临新老传染病的双重威胁,人兽共患病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任务更为艰巨,应引起国人的关注和重视。
3.1 防控人兽共患病要坚持一个方针四个原则
3.1.1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影响人类健康和动物健康的因素很多,除了病原微生物之外,还有环境因素、社会因素、机体本身的因素以及卫生保健因素等,这些因素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预防这些影响因素决不是运用生物医学和兽医学的方法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人兽共患病的预防工作中要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充分运用现代 生物医学、现代兽医学、社会学的知识与技术,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群防群控”,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共卫生资源,制定符合本国国情和本地区实情的防控策略和措施,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1.2 坚持综合防控的原则:要针对人兽共患病流行的三个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和动物群),采取环境的、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及遗传的等各种技术手段制定综合性防控措施,例如免疫、消毒、检疫、封锁、治疗(动物淘汰)等综合性卫生防控措施,对防止人兽共患病的发生与流行都是普遍适用,必有可少的。
3.1.3坚持突出重点的原则:突出重点的原则是将人兽共患病流行的主要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采取相应的主导性措施,达到有效防控的目的。人兽共患病种类繁多、流行病学表现复杂,但是每种人兽共患病都各有其自身的流行特点和临床特征,抓住这些特点和特征,针对最易突破的环节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就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对媒介传播的人兽共患病,应针对作为传播媒介的无脊椎动物和人以外的脊椎动物宿主采取措施,如杀虫、灭鼠、灭螺等;对兽源性直接传播性和循环传播性人兽共患病,应重点对人以外的脊椎动物宿主采取早发现、淘汰动物、驱虫、免疫接种等措施。
3.1.4坚持加强合作的原则:人兽共患病是全人类的公共卫生问题,是没有国界的,其传染性强,传播快,危害性大,又具有很强的地域流行色彩。对这类疾病的防控不仅涉及到医学和兽医学问题 ,还涉及到许多社会问题与国际问题,这不是卫生部门一家能独立完成的。因此,在人兽共患病的防控工作中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如疫情通报,防止输入传染源,加强海关检疫,以及技术上和法律方面的合作。在国内要动员全国的力量,组织国家卫生、农牧、商业、外贸、交通、海关、旅游、公安及边防等各个部门通力合作,才能顺利完成。
3.1.5坚持依法防控的原则:为了预防与控制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对一些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传染病进行强制性管理,称之为疾病的法规防治。被纳入法律管理的传染病称为法规传染病。WHO制定了《国际卫生条件》、国际兽医局法规委员会出版了《国际动物卫生法典》,凡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都必须承担条例中规定的义务。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国务院颁布实施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对各类传染病和人兽共患病按其危害程度的不同分类纳入法规管理范围,并对传染病的预防、控制、疫情报告、疫情监督、疫病检测、疫情处理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各类医务人员及兽医工作者都有义务、有责任按照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去做好人兽共患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
3.2 平时的预防措施
每个公民都要注意环境卫生,保护好生态系统,严防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注意个人卫生,改善居住条件,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讲究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行为方式,不吸烟、不酗酒、不吸毒、不性乱,加强自我保健,积极参加各项文化体育活动,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注意食品卫生,讲究饮食营养,防止食物源性致病因子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建设好卫生保健服务体系,充分运用卫生资源和医疗卫生防疫手段,有计划、有目的的为全民和社会提供服务,保障公共卫生的安全。
3.3 加强卫生检疫,严防人兽共患病由国外传入或从国内传出
我国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中规定了对出入境人员、入境的船舶、飞机、列车等交通工具;行李、货物、邮件等实施检疫、检验和必要的卫生处理。并对国境口岸范围内的地区进行卫生监督和疾病监测,防止传染病从国外传入或由国内传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的要求,当国内发生甲、乙类传染病(甲类2种、乙类25种)暴发流行时,要对疫区进行封锁、消毒、隔离治疗病人,并对疫区人员进行体检、化验,对进入疫区的人员、物质、交通工具等实施卫生检疫。防止传染病从某一地区传出,扩散到另一地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的要求,对进口的、旅客携带的、赠送的各种动物及其产品,以及运输工具等进行卫生检疫;对过境口岸的动物及其产品,运输工具等也要进行检疫,防止将动物疫病带入国内或传出国外。目前我国规定对进口动物检疫的动物疫病分为两类;一类为严重传染性的疫病共23种,二类为一般传染性的疫病共59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规定,对国内动物实施检疫,包括动物及其产品离开饲养与生产地之前进行产地检疫;使用火车、汽车、船只、飞机通过铁路、公路、码头、航空港口运输动物及其产品时进行运输检疫;对动物屠宰前和屠宰后要进行屠宰场检疫;上市肉品要进行卫生检疫;发生传染病流行时进行疫区检疫等。目前我国农业部(1999年)规定的国内动物检疫的疫病分为三类:一类动物疫病共13种,二类动物疫病共61种,三类动物疫病共36种。
3.4 免疫预防
使用疫苗进行强制性预防接种,这是预防和控制人兽共患病发生与流行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我国已用于人预防人兽共患病的疫苗有:炭疽菌苗、鼠疫菌苗、土拉费氏菌苗、布鲁氏菌菌苗、委内瑞拉马脑炎疫苗、流脑疫苗、东部马脑炎疫苗、西部马脑炎疫苗、蜱传脑炎疫苗、狂太病疫苗、乙型脑炎疫苗、霍乱疫苗、麻疹疫苗、卡介苗等。除外还有破伤类毒素、各种抗菌和抗病毒的血清,以及免疫球蛋白等制剂。正在研发的疫苗有:艾滋病疫苗、人用禽流感疫苗、SARS疫苗、Q热疫苗、落基山斑点热疫苗、基孔肯雅病毒疫苗、裂谷热设苗、拉沙热疫苗、埃博拉出血热疫苗、马尔堡病毒疫苗等。在正常情况下,疫苗预防接种,一般限于在疫病流行区内生活的人群中和拟进入疫区工作的人员中,以及高危人群中进行。当发生疫病流行或发生生物战和生物恐怖时可用疫苗进行紧急预防接种。用于动物预防人兽共患病的疫苗有:禽流感疫苗、乙型脑炎疫苗、口蹄疫疫苗、狂犬病疫苗、伪狂犬病疫苗、鸡新城疫苗、流感疫苗、炭疸菌苗、布鲁氏菌苗、沙门氏菌苗、链球菌菌苗、大肠杆菌基因工程苗、衣原体疫苗等。这些疫苗在预防动物人兽共患病,防止其传染给人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5 药物预防
药物预防是在发生某些人兽共患病流行时,或发生生物战或生物恐怖活动时,对易感人群和动物群所采取的一次应急保护措施。人和动物受到某种病原体侵袭后一般不会立即发病,通常有一定的潜伏期,此时若有针对性地服用相应的药物,能起到预防发病或减轻症状,降低发病率的作用。例如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在接触疫水前可口服吡喹酮或青蒿琥酯预防;在钩端螺旋体病流行区,可口服强力霉素预防;内服四环素或青霉素G可预防炭疽;内服链霉素或磺胺嘧啶可预防鼠疫;内服强力霉素可预防落基山斑点热、Q热、鹦鹉热;内服链霉素可预防土拉弗郎西斯菌病等。
动物可根据人兽共患病发生流行的季节、特点,通过饲料添加药物或经水中加药进行计划性或应急性药物预防,可达到预防或控制某些细菌性疾病和寄生虫病的目的。
3.6 控制传染源,消灭传播媒介,切断传播途径
人兽共患病的主要传染源来自家畜、家禽和相应的野生动物。世界上动物种类众多,人类与家畜接近最多,据有关资料估计,有1/3的人类感染病来自家畜和脊椎动物,有2/3的人兽共患病的贮存宿主是家畜。目前家畜除部分疾病可使用疫苗免疫接种、防止疾病发生传播外,多数疾病尚无可使用的疫苗。因此,当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对患病动物采取扑杀销毁措施,彻底消除传染源,以保护人类的安全。野生动物应予以保护,禁止捕杀、捕食,以维护环境的生态平衡,但人类应减少与其接触,做好自我保护。传播媒介主要有蚊、蝇、蚤、蝉、螨、虻等节肢动物,可携带细菌100多种、病毒20多种、原虫约30种,在我国能传播鼠疫、登革热、乙型脑炎、流行性出血热、疟疾、布病、伪狂犬病、口蹄疫、黑热病、沙门氏菌病、大肠杆菌病、丹毒、钩端、附红细胞体病、丝虫病、蛔虫病等23种人兽共患病.因此,要经常结合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工作,坚持消毒制度,杀灭鼠类和吸血昆虫,消灭传播媒介,切断其传播途径,以减少人兽共患病的发生与流行。
3.7 加强食品卫生检验,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食品是许多微生物繁殖与生存的场所,也是人兽共患病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重要媒介。因此,加强兽医卫生监督检验工作,确保动物性食品卫生的安全是控制人兽共患病发生的一项重要措施。国家要尽快改革兽医行政管理体制,实行动物性食品卫生安全的全程监管,即对动物的饲养条件和环境,生产程序、饲料质量、兽药和疫苗的使用进行全程监管,严格执行国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有关规定,对生产场(厂)家生产出售的动物产品要严格卫生检验;要全面整顿兽药市场,对兽药生产和兽用生物制品的研发加大监管力度,严禁非法生产和销售各种假劣兽用药品和生物制品;严格管理药物添加剂的生产与使用规范,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动物性食品中的药物残留问题,让人民群众真正吃上“放心肉”、喝到“放心乳”。
3.8 加强对人兽共患病的监测
疫病监测在预防人兽共患病在人间的流行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危害性大的人兽共患病,监测动物感染极为重要,因为当动物中发病数量不断增多是病原微生物正在活动的信号,预示着疫病将有可能由动物传播到人类,特别是烈性人兽共患病,比如SARS、禽流感、鼠疫、拉沙热、马尔堡病毒病、埃博拉病毒病,尼帕病毒病等,进行快速诊断与监测尤为重要。我们应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建立起三级疫病监测防控体糸,从法律法规,实验室建设,信息交流,软件开发及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实行全方位的疫病监测与预防,加大监测力度,拓宽监测功能,由现在的疫病监测扩大到症状监测,及时发现疫情,及早采取综合性防控措施,防止疫情扩大蔓延。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过去对人兽共患病监测与防控机构不健全,疫情监测报告系统不完善,监测技术与手段落后,防控措施不力,防疫经费不足,基层防疫工作薄弱的被动局面。
3.9 加强人兽共患病的科学研究工作
当前新出现的人兽共患病是由新病原体引起的,而再出现的人兽共患病多是由病原体发生变异,重组或多重耐药引起的。因此,要从分子水平上研究病原体的变异和重组规律、毒力、耐药机理及其致病特点。同时还应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家畜、家禽及野生动物的血清学和流行病学等全面进行调查,找出疾病的流行和分布特点,探索病原体的遗传和演化规律,以此指导临床实践,制定符合实际的科学的防控措施,才能有效的控制或消灭人兽共患病的发生与流行。通过对病原体基因组与功能基因组结构的研究,找出病原体基因或致病相关基因,进而研究病原体与宿主细胞之间,特别是与机体整体相互间的作用,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和整体水平上全面分析和揭示致病的机理。在此基础上,研发用于预防人兽共患病的无毒力的高效活疫苗。当前研发的重点应放在重组基因疫苗、核酸疫苗、标记疫苗及多联疫苗上,以实现对疾病的有效防控。目前耐药菌株和耐药病毒株大量出现,给人兽共患病的防治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应开展对病原体基因组和功能基因结构的研究,从分子水平上找出其耐药变异的机制或确定药物作用的靶点,研发新型药物用于疾病的防治。比如对中草药、动物生物工程制剂及海洋生物中活性物质等开展研究,从中提取新型的抗感染的天然药物,这是当前的研发方向。随着新发现与再出现人兽共患病的不断增多,应该不断地改进或提高现有的各种诊断技术和检测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并着重研发PCR、核酸杂交、基因蕊片技术等新的诊断与检测方法,尽可能与国际标准化接轨,这对于人兽共患病的综合防控体系的建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10 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
国务院先后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件》,标志着我国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纳入了法制化科学化的轨道,为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建立起“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法律制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中毒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工作要遵循“预防为主的”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要及时积极的采取紧急措施,包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调查、控制、监测、预测和预防等措施,减少其对社会政治、经济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危害。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处理工作要坚持“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的方针,遵循“早发现、快反应、严处理”的原则,及时对疫区采取封锁、扑杀、销毁、消毒和强制免疫等技术措施,迅速控制疫情,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尽可能减少其所造成的损失,确保公共卫生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