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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食品网络谣言的法律不可缺位，但是仅靠法律途径并不足以根除谣言，过分迷信或依赖单一途径是治理网络谣言的误区。在食品领域，不妨由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建立谣言的举报和辟谣平台，与网民自发组织的辟谣团队形成补充。
避孕药催肥黄鳝，吃了街边烤羊肉串全身出血身亡……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看到诸如此类耸人听闻的信息时，恐怕多数人是“宁可信其有，也不愿信其无”。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谣言编造得有技巧，冠以“权威信息源”；另一方面，这些谣言涉及食品安全这一牵动公众神经的话题，长期起来公众对食品安全状况的焦虑与不安，为谣言传播提供了土壤。
而利用公众情绪传播谣言，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利用谣言骗取关注、转发，获取“粉丝”，进而提高自媒体账号商业价值，因此甚至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二是某些企业为打击竞争对手，诋毁商誉，影响其产品销售。
食品网络谣言不同于传统的谣言，借助了网络传播的便捷性和匿名性，带来的结果是影响范围更大，损害后果更严重，而追溯传播源头更困难。尽管现行法律对网络谣言已有规制，近年来也专门出台了司法解释，有关部门也多次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但是，网络谣言不仅没有绝迹，相反却不断“春风吹又生”。
具体而言，打击食品网络谣言，目前有民事、刑事、行政三种法律途径。
通过民事途径打击谣言，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取证难，既难以证明传谣者的真实身份，也难以证明因谣言而遭受的损失。即使起诉，获赔金额不高。所以尽管谣言泛滥，但真正起诉传谣者的案例非常少。近期肯德基、娃哈哈起诉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者，很大程度上因为“辟谣不出门，谣言传千里”，诉讼更多是作为辟谣的一种方式。至于数千万的高额索赔，也只是对其他传谣者的一种震慑，司法赔偿标准较低，对于以传谣形式进行专业网络营销的公司而言，震慑效果有限。
通过刑事、行政途径打击网络谣言，似乎成了受害企业更愿意选择的方式，因为公权力机关的取证手段更多，取证能力更强，打击的力度更大，轻则拘留、罚款，重则追究刑事责任，对专业的传谣机构而言震慑力明显更大。不过，由于刑事、行政途径存在立案门槛，加上一些地方存在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传谣者存在侥幸心理，执法严就暂时收敛，风头一过，卷土重来。
打击食品网络谣言的法律不可缺位，但是仅靠法律途径并不足以根除谣言，过分迷信或者依赖单一途径是治理网络谣言的误区。谣言的泛滥有复杂的社会因素，食品安全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公众的不信任感没有消除，网民对谣言的辨别能力有限、无意中助长谣言传播，辟谣手段存在不足、跟不上谣言传播的节奏，权威机构没有及时发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投诉处理机制运营不畅等，这些问题没有解决，谣言就存在传播甚至泛滥的空间。
所以，打击网络谣言需要形成系统的治理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网民、受害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作用，形成社会合力。在受害企业起诉、政府加强执法、常态化执法之外，还需构建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
结合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途径，建立更有效的辟谣方式。具体在食品领域，不妨由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建立谣言的举报和辟谣平台，与网民自发组织的辟谣团队形成补充，同时与网络平台合作，建立辟谣的快速传播途径，以及接受举报之后的快速处理机制。发挥社会的力量，辅以法律打击，根除食品网络谣言并非不可实现。
□赵占领（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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