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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介绍了西班牙和巴西成功根除ASF的经验和俄罗斯ASF防控失败的教训。
ASF对世界家猪和野猪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图1），特别是2018年8月我国报道了ASF疫情，对我国生猪生产和国家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图1. 2005.1.1-至今，全球ASF的爆发情况（来源于OIE）
国际上ASF的成功防治主要分为被动扑杀和主动根除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侧重点不同，但是对生猪及相关产品的监管一样要求严格。
1、在被动扑杀阶段：消除恐慌，控制疫情是首位。限制一切可以引起发生相互接触的活动，禁止感染区和风险区内的猪的自由移动，对疫区内所有生猪进行坚决扑杀，同时给民众和从业者进行广泛的科普宣传，让其正确认识非洲猪瘟带来的影响，积极配合防治工作。
2、在主动根除阶段：完善的防控系统，快速准确的监测检测系统，严格条件的调运和广大从业者的积极参与是关键。全国范围的流行病学监测和科学的采样和检测是必不可少的，足够的人员配备和完善的防控系统是根除非洲猪瘟的必备条件。运输环节的要求必须更加严格，经检测合格后猪场得到国家相关认证才可以销售（比如检疫许可证，猪场无疫证明等），同时会在接收地也进行严格的检测，确保外调生猪的生物安全。最后是广大从业者的全面积极参与，只有调动所有一线人员的积极性，根除计划才能有效推进。
一
西班牙非洲猪瘟根除计划的经验与借鉴（戈胜强等 2016）1.1 西班牙ASF历史
1960年，ASF进入西班牙，1985年3月颁布西班牙根除计划(royal decree 524/1985)，直到1995年西班牙成功扑灭ASF，现将其成功根除的经验和借鉴分析如下：
发病初期为急性症状和高死亡率，伴随其广泛流行后，发病方式较温和，携带病毒动物和死亡率都低于5%。
1.2 西班牙ASF根除计划的实施内容
1985年之前，西班牙控制ASF的方法只是采取卫生管理措施和消灭临床阳性猪群。1985年，西班牙颁布 ASF 根除计划之后，控制 ASF 的策略发生了重大改进。关键措施如下：(1)流动兽医临床团队(mobile veterinary field teams)网络体系建设。(2)对所有猪场进行血清学监测。(3)提高饲养场及饲养设施的卫生水平。(4)剔除所有ASF暴发点，对所有的ASFV携带者进行安乐死，消灭所有感染群。(5)对猪群的移动进行严格控制。
至1987 年时，西班牙境内96%的地区已经无 ASF 临床报道。紧接着，在1989 年10 月，西班牙颁布法律将西班牙分为2个区域，包括 ASF 无疫血清监测区(2 年内无ASF 暴发)和 ASF 感染区。ASF无疫血清监测区覆盖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占据了西班牙大约70%的猪肉产能。这个经欧盟批准的法律规定了感染区的活动物和新鲜猪肉不得进入无疫区，无疫区的活猪、鲜肉和特定猪肉制品可以进入欧盟其他国家进行贸易。随着疫情的逐步减少，到1991年时，感染区又划分为2个区域，一个是已经至少1年无临床暴发但还有少量血清学阳性样品地区，另一个是感染区。到1994年时，西班牙境内已经无 ASF暴发报道。1995年10月西班牙正式对外宣布，ASF根除计划胜利完成。
1.3 西班牙非洲猪瘟根除计划的经验与借鉴
主要原因是饲养者及整个相关产业人员对于根除该病的意愿极高,同时农业部及西班牙各自治区的大力配合和协调运作。且经测算根除计划实施后收益远高于损失，越快完成收益越大。
我国肉类生产结构与西班牙类似，猪肉生产占比60%以上，受政府鼓励规模化猪场逐渐取代散养猪场和南猪北养等政策的影响，同时由于对ASF知识和防控方法的缺乏，ASF将对我国猪肉市场造成极大的灾难。
虽然两国国情、疫情不同，西班牙非洲猪瘟根除计划的经验与借鉴的地方是：制定ASF根除计划，实施时通过广泛的宣传报道，特别是对农村有针对的进行宣传，使得养殖者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根除计划中。
养殖者成立了卫生防御协会(也称健康保护组织)并在根除计划中发挥了主导地位。该协会最初是由市一级养殖者自发成立，以形成统一的方法对抗ASF。这些养殖者对种猪进行血清监测，建立正确的卫生基础设施，实行针对ASF和其他猪病的卫生计划并接受根除计划管理部门提供的帮助。
根据猪群的健康状态，猪场的卫生设施水平和现在猪场所处于的状态，如确定健康状态，特殊保护状态以及有无ASF状态等对猪场进行分类登记注册。
二
巴西非洲猪瘟根除计划的经验与借鉴
2.1 巴西ASF历史
1978年巴西爆发ASF，1984年巴西成功根除ASF
2.2 巴西ASF根除计划的实施内容和经验与借鉴巴西ASF根除计划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MAPA（巴西农业、畜牧业和食品供应部）在首发病例的实验室确诊之后的15天之内（1978年6月15日）以总统令（总统令81.798）启动了ASF紧急状态，目的是防止防止疫情扩散。主要是1.立刻将疫情通报给周边国家；2.禁止感染和风险区猪只的自由移动；3.对感染区猪只的扑杀和无害化处理；4.对污染交通工具，建筑和物品进行彻底清洗消毒；5.停止一切动物会发生相互接触的活动；6.停止使用残羹饲喂；7.进行动物卫生教育和培训；8.研制ASF疫苗，采用新的检查技术，同时防控好经典猪瘟；9.对猪场的动物卫生援助进行奖励，对观察到的猪病进行上报。
第二阶段是ASF根除计划。该计划又分为三个阶段攻坚阶段（1980-1984年），巩固阶段（1984-1986年）和维护阶段（1987年）。根据其国内养殖分布特点，动物及动物产品流动方向，猪肉出口企业密集程度和散播该病的风险程度，分地域、分区域进行先后根除。攻坚阶段（1980-1984年）主要包括，控制国际航运，控制国内生猪移动，主动监测，经典猪瘟疫苗的免疫，动物健康教育和人员培训和疫情通报系统。巩固阶段（1984-1986年）主要是进行流行病学检测，加强鉴别诊断，改善动物疫病进行系统性分析，继续对爆发情况进行扑杀和移动控制。维护阶段（1987年）继续运行猪病监测系统。
三
俄罗斯非洲猪瘟防控失败的教训（戈胜强等 2018）3.1 俄罗斯ASF历史
自2007年ASF传入格鲁吉亚以来，该病在高加索地区逐步蔓延，2007年12月4日，俄罗斯联邦国际兽疫局向OIE报告发生ASF疫情。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这里再次发现的ASF疫情。造成多地大量家猪和野猪病死，经济损失惨重。目前普遍认为俄罗斯ASF疫情与格鲁吉亚的ASF疫情关系紧密。
3.2 ASF在俄罗斯的流行
ASF进入俄罗斯后，由于病毒在野猪群体间密集和持久地传播，使得疫情在车臣共和国周边地区的野猪群中很快显现出来。
2009年1月8日，ASF在库尔斯克地区(归属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一个商品猪场内出现。随后又零星暴发6起。
ASFV在北奥塞梯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持续存在使得该病于2009年4月传入罗斯托夫州，并于6个月后(2009年9月27日)再次暴发，至11月时该病已经在罗斯托夫州内8个区的29个乡镇出现。此外，2009年在列宁格勒州还发生一起远距离暴发。
2010年ASF疫情继续在俄罗斯南部地区出现，并相继传播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和伏尔加格勒州。
2011年ASF的流行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ASF开始从初始疫源地逐步向靠近欧洲国家的区域和俄罗斯中部地区扩散。流行区域涉及80个区的190多个地点，涵盖范围达600平方千米。
2012年上半年，ASF家猪疫情仍然在3个地区出现，分别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伏尔加格勒州和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的卡尔梅克共和国，而且很多疫情发生在生物安全措施比较好的大型商业化养殖场。
2013年ASF继续流行，涉及31个地区，包括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沃罗涅什、罗斯托夫、伏尔加格勒、特维尔、坦波夫、萨拉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图拉、克拉斯诺达尔、别尔哥罗德和莫斯科等地区。特别是克拉斯诺达尔和别尔哥罗德地区，被认为是俄罗斯猪肉生产的核心地区，而且有报道称ASF疫情正以每年300 km的速度向俄罗斯其他地区扩散。
2014年ASF在俄罗斯继续恶化。为控制ASF，俄罗斯对4 000个农场进行了监督，农业部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ASFV阳性率为0.7%，且有部分疫情出现在大型农场。如俄罗斯最大的鲜肉及肉制品企业就因扑灭ASF而不得不扑杀5万只猪。
2015年，俄罗斯ASF疫情依然不断，而且在区域督查中逐渐发现该病经常会在多年以前已经认为根除的地区再次出现。
2016年开始，虽然很多地区对ASFV进行了检疫，但ASF在俄罗斯的流行情况仍在恶化。俄罗斯猪肉生产者联盟的一份声明显示，自2008年ASF流行开始，俄罗斯因ASF已经损失了400亿卢布。
2017年，俄罗斯境内的ASF疫情依然持续出现。截至3月20日，据俄罗斯联邦兽医植物监督总局网站消息，俄罗斯联邦境内共发生20起ASF感染事件，疫区均分布在俄罗斯联邦的欧洲部分。3月27日，远东地区的伊尔库茨克州发现ASF疫情，共有40只家猪感染，且全部死亡。伊尔库茨克州位于亚洲部分，距离蒙古人民共和国约100km，距离中国边境满洲里约1000 km。
3.3 俄罗斯对ASF的研究和防控现状
早在前苏联时期的1950年，全苏实验兽医学研究所就开始研究ASF。目前俄罗斯研究ASF主要包括全俄实验兽医研究所（VIEV）、全俄兽医病毒学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所（VNIIVViM）和联邦动物健康中心（FGBI“ARRIAH”）。 ASF发生后，VNIIVViM将ASFV分为8个血清群，并证实2007年-2009年从俄罗斯、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阿布哈兹分离的毒株属于血清VIII型，与1957年-1980年欧洲和拉丁美洲流行的毒株不同。VNIIVViM与德国FLI实验室的合作，对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分离的ASFV毒株所带串联重复插入段进行分析，结果认为欧盟地区的ASF起源于俄罗斯，通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传入。VNIIVViM与西班牙的CISA-INIA一起对2007年-2011年分离到的16株ASFV进行了基因序列分析。结果证实俄罗斯流行的毒株未发生变异，与2007年传入的格鲁吉亚毒株基因信息一致。
VNIIVViM和VIEV的研究人员对分离到的Stavropol 01/08毒株致弱株后无法保护猪只免于强毒株攻击。
ASF传入俄罗斯后，FGBI“ARRIAH”等国家研究机构即利用国家监测数据对影响ASF发生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ASF疫情数量与该地区家猪的养殖密度和主干公路和二级公路的数量呈正相关，ASF暴发风险主要与农村人口密度和低生物安全猪舍密度相关。FGBI“ARRIAH”与英国皇家兽医学院和VNIIVViM的合作研究显示ASF暴发风险只与低生物安全猪舍密度相关，ASF暴发数量与该地区中等和高的人群密度相关；而ASF暴发风险和数量与高生物安全猪舍、森林覆盖率、道路网密度和距离诊断实验室的距离均无关联。FGBI “ARRIAH”还联合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对俄罗斯ASFV分离株进行感染试验中采集的样品和俄罗斯境内采集的野外样品进行了抗体检测。结果表明，从所有试验感染ASFV的猪只采集的样品都检出了抗体，而少数(3.7%)的野外样品为抗体阳性。这些结果证实，在ASF疫区可能会有猪只幸存。这一点需在设计有效控制和扑灭措施时予以考虑。
3.4 ASF在俄罗斯持续扩散的主要教训
由于格鲁吉亚初始诊断失误、防控措施乏力以及易感野猪沿河流迁徙等因素，使得2007年的格鲁吉亚疫情很快传播到邻近国家。由于猪肉制品的非法移动，用未处理的残羹喂猪，自由放养的饲养模式，存在大量未经兽医监督的低生物安全水平的小型农场和低效率的控制措施等原因，使得ASF在俄罗斯持续扩散。
农场主的不配合(如隐瞒疫情及处置情况)也加速了疫病在家猪及野猪群体内扩散。有调查显示，发生ASF疑似病例后，农场主不及时上报的原因是认为上报后他们在当地的名声会受到影响，且自认可以在不需要官方兽医参与的情况下控制疫情以及认为实验室诊断太过漫长。
2004年俄罗斯对兽医体制进行了行政改革，将兽医服务机构划分为地区和联邦2个层次，极大的增加兽医系统管理难度，很难统一ASF防控行动。
2007年ASF刚进入俄罗斯时，兽医相关部门将控制该病的主要精力放到疫点剔除和染疫动物的捕杀清群中，但忽略了疑似疫情早期上报的重要性，这导致ASF疫情在被兽医主管部门获悉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扩散。俄罗斯政府曾决定对行政官员和某些由于疫情蔓延到整个养殖场的农场主追究刑事责任。养殖者并没有积极上报疫情，反而更加隐瞒疫情。很多农场主在发现大量猪只死亡时，因害怕刑事惩罚而选择紧急屠宰所有的猪并掩埋在附近的森林中。尽管兽医相关部门一直严厉追查私自掩埋事件的发生，但据推测俄罗斯境内仍可能存在数以千计的掩埋地。因为ASFV的存活力较强，这些掩埋地充当了ASFV感染野猪的“温床”，导致了疫情一直无法有效根除。同时,俄罗斯地方兽医机构低效率的执行力度也增加了根除难度。
四
总结
依据农业农村部公告，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ASF疫情，ASF的防控已经迫在眉睫，对于国际好的防控经验的总结和失败防控教训的审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防控A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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