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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在应对疫情的情况下稳定供应，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土地、环保等硬性条件的约束，养猪业如何才能实现稳定发展？
由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扬翔股份”）打造的“楼房猪场”，及其高强度生物安全防控结构“楼房模式”延伸出来的“铁桶模式”，在生猪复产的背景下，引起全行业的关注。
该模式不但经受住了非洲猪瘟疫情的考验，而且在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生产管理水平方面都表现优异，尤其是粪污集中处理，实现零排放，以及废气除臭处理，做到环境友好，对地下水、居民生活几乎无影响。
稳产保供的“楼房养猪”模式
日前，扬翔股份副总裁高远飞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2015年，扬翔启动集群式楼房智能化养猪模式设计，2016年开始建设，2017年正式投入运营。经过2年多的实践验证，该模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仅经受住了严峻的非洲猪瘟疫情考验，更表现出高效的生产力及可靠的运营水平。
扬翔的楼房猪场，从一开始的设计就采取了高强度的生物安全防护措施，本身就具备了“铁桶”的结构与功能，可以说是“铁桶楼房”。
高远飞解释称，“铁桶”是一个形象化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封闭、安全、防守严密，在防控非洲猪瘟方面足够强有力。“铁桶猪场”是一种创新养殖模式，它区别于传统的开放式、半开放式常规猪场，通过全封闭式的管理，搞好猪场自身的生物安全防控措施。
在国内PSY（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18头左右的平均水平下，楼房猪场的PSY做到了28.8、MSY（每年每头母猪出栏肥猪头数）平均27.5，全程成活率平均92.1%，肉猪出栏综合成本5.35元/斤，行业平均则达到6元/斤以上。
更重要的是，楼房猪场做到了“用最少的地养最多的猪”。在地方养殖用地紧张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比如，每年50万生猪出栏规模的传统平房猪场需要4000亩土地，而楼房猪场出栏同样规模，占地只需要400亩左右，用地仅为传统平层猪场的1/10。
楼房猪场最初的设计就是基于高强度生物安全的“结构化”布局。首先，猪场配套有中央厨房、隔离区、物资总仓、生产区、生活区、污水厂、饲料厂、中转站八大结构性板块；同时外围道路专用化并结构性区分洗消中心，及饲料道路、人员进场道路、出猪道路、物料通道、污水厂道路。
其次，楼房独立，分层切断，层内隔离，小单元独立饲养。每层楼房就是一个独立的集约化养殖猪场，每层间具有独立性与封闭性，可避免人员、物资、猪只在高楼内各层间的交叉流动，每层猪舍形成独立封闭的生物安全防控系统，有效阻断层与层之间疾病传播，避免老鼠、蚊蝇、鸟类等进入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
再次，扬翔楼房猪场独特的地沟通风模式使得通风量只需要传统隧道式通风的四分之一，极大降低能耗，同时加装L9级空气过滤系统和中央空调系统，通过智能温控、地沟通风、空气过滤等实现空气清新、均匀、无污染，确保猪只生活环境安全、舒适。
此外，楼房猪场还采用闭锁繁育方式，实现后备母猪场内生产，一次引种之后，不再从外部引种，大大减少引种带来的风险。
高远飞说，如果仅是将平层叠加起来，不具备“结构化”生物安全防控的系统设计，也不一定能抵御非洲猪瘟的入侵。扬翔的楼房猪场，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没有发生一例感染，包括楼房公猪站和楼房母猪场。
此外，因为产能集中，粪污便于集中处理，楼房猪场能够做到零排放以及废气除臭处理，对环境无污染，对地下水、居民生活几乎无影响。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提出两个行动目标，一个是生产恢复目标，另一个是产销平衡总体要求。概括来说，生猪产能尽快恢复正常，主产区要稳产增产，主销区自给率达到70%左右，特大城市要“跨区合作”保证70%的消费需求。
高远飞称，占地面积集约、环境友好，而且安全、高效、可靠的楼房猪场，如果在每个城市周边都打造1~2个，对于整个地区的稳产保供，将起到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这不论是对当前的生产恢复目标，还是全国的产销平衡总体要求，都有着重大意义。
规模化养殖破解猪周期
近段时间，猪肉价格的波动引发业界对猪周期的诸多讨论。猪周期利弊何在？是否可避免？
具体来说，母猪补栏从出生到可以配种需要7至8个月的时间，能繁母猪怀孕时间接近4个月，育肥猪出栏上市需要6个月的时间。因此，猪价出现周期性的价格波动，属于正常现象。
几乎每一轮猪周期的背后，都有一个较大面积流行的疫病。比如，2006~2007年的无名高热（蓝耳病）、2010年再次大规模流行的高致病性蓝耳病和圆环病毒II型、2013年的PED（猪流行性腹泻）等。
最新一轮的猪周期，受非洲猪瘟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内生猪产能受到冲击，进而引起肉价反弹。
高远飞表示，猪周期就是中国养猪业的价格震荡。经历过这几轮周期可以发现，全行业的最大敌人是一轮又一轮的流行病疫病。造成疫病流行的病根，可能与“胡焕庸线”有关。
在人口地理学界，有一条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胡焕庸线”，这条线北起黑龙江黑河，一路向着西南延伸直至云南腾冲。这条线的东南占到全国国土面积的43.8%，居住着全国94.1%的人口。而人口的密集区域正是猪肉的主销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全国生猪出栏6.94亿头，而全球的生猪出栏量不到13亿头。换句话说，在中国不到一半的土地上，每年出栏了约占全世界一半的生猪。如此高密度的养猪环境，再加上中小散户居多的养猪格局，没有能力有效升级养殖条件，改进生物安全防控和动物福利。
这一周期性现象，如果不能想办法熨平，猪价涨跌可能仍会比较频繁。高远飞表示，对于中国的养猪行业来说，形成稳定可靠的养猪能力是关键。
目前，有着不同养殖模式的美国和欧洲，已经很好地控制了猪周期。
比如在美国，本世纪初，生猪养殖规模化逐渐完成后，周期长度和波动逐渐模糊化，周期内的产能复合增速由两位数降到5%以下，波动幅度下降为10%左右，通常仅为3%。从明显的猪周期，到几乎不易觉察的波动，其变化的关键就是养猪规模化的加速和订单合同的落实。规模化代表的是养猪能力的可靠性，合同制生产代表的是供需的计划性。不难想象，有了养猪的可靠性和供求的计划性，养猪业就稳定得多。
业内人士还称，由于规模养猪需要大量的土地和资本，单靠企业自身的能力和实力很难快速做大做强，这就需要政府的推动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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