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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
在双汇出现“麻烦”后，我们未闻漯河市对该企业有何处置，未闻对公众的愤怒与关切有何回应，甚至一点“应有的姿态”都不曾有之，却在旅店业内进行了“关注记者动向”的布置。所谓“酌情处理”，当然不是提供采访真相的方便……
“健美猪”事件，涉及中国的生猪生产大省，涉及中国最大的肉制品品牌。河南多地生猪养殖中使用“瘦肉精”，喂出的“健美猪”流入南京屠宰市场，流入双汇集团。
新闻媒体报道这一“毒猪肉”产销链后，南京紧急加强了“瘦肉精”处理，京沪穗深等地紧急下架双汇肉制品，河南省、农业部已展开紧急调查。A股市场上，双汇股票跌至停牌，受双汇“瘦肉精”事件牵连，另一肉制品企业雨润股价也应声下跌。
这是中国食品安全一次新的危机，是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以来中国食品信用遭受的一次沉重打击。影响不止于双汇企业、河南生猪，更重要的在于人们对中国食品市场安全的信心再受严重挫伤。
在如此严重的危机面前，双汇企业所在地河南漯河市的政府，采取了完全令人不能接受的应对之策。在双汇食品大量采用“健美猪”被媒体报道后，漯河市政府接待办通知当地各大酒店密切关注记者动向，如有记者入驻及时告知政府接待办，以便酌情处理。
漯河方面并非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健美猪”对民众健康的危害、“健美猪”事件对民众心理的打击，以及“健美猪”事件对双汇企业和当地经济的重大影响，漯河方面应该都有着足够的估计。然而，正是这一种估计，使得漯河方面采取了一种合乎严控型社会治理而违背现代社会治理的危机公关措施。
通过从信息到行为的严密控制进行社会管理，今天既颟顸愚蠢，又令人厌恶。然而，在一些地方，权力机关、权力人物仍然倾向或者习惯于加固这种控制模式，一遇“麻烦”就“严控”当先，“麻烦”越大，控制越严。本质上讲，这是视社会为愚民的集合体来加以管治。
在双汇出现“麻烦”后，我们未闻漯河市对该企业有何处置，未闻对公众的愤怒与关切有何回应，甚至一点“应有的姿态”都不曾有之，却在旅店业内进行了“关注记者动向”的布置。所谓“酌情处理”，当然不是提供采访真相的方便。在很多地方的公共危机处理过程中，我们已可判断，对记者行踪加以控制的“酌情处理”，意味着信息封锁、采访限制、人身控制或者“红包”收买。在公众与企业之间、知情与掩盖之间、公民幸福与经济数据之间、政治道德与不计手段之间，漯河方面以行动表明了自己的选择。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王立军等代表提出的“严刑峻法惩处食品安全犯罪”的议案，在1983年以来诸议案中联名代表最多的纪录，足以证明食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安全的食品不是生活的外在环境，而是生活的内在前提。然而，无论我们把目光投向哪一种食品，都无法获得质量的信心。“健美猪”不是食品安全问题上的特例，如同三聚氰胺不是一个特例。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猪肉，就发现了“瘦肉精”；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牛奶，就发现了三聚氰胺。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面粉，能够发现增白剂；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米粉，能够发现吊白块……
众所周知，中国奶粉至今未能走出三聚氰胺事件的阴影，虽然反复强调安全有保证，国产奶粉在市场上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元气。然而，大多数食品并不像牛奶这样，即便再发现问题，食品仍然被大量消费，不会被“洋食品”替代。每一次触目惊心的发现，不过是在已有的“心理凌迟”上再加一刀，但刀痛已经很多了，再加一刀也不会疼痛不可忍耐，这与那些享有普遍的食品安全的国民偶然发现某一种食品有毒的感受，大不相同。
“健美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食品安全管理系统全盘失效。就像我们在矿难事故中看到安全生产管理的全盘失效，在建筑倒塌中看到建筑安全管理的全盘失效一样。表面来说，社会的每个管理系统都有形有款，部门、人员、关口、规则都井然陈列，然而，有些部门、环节、关口、规则基本没有发挥作用，管理权力成为或大或小的寻租窗口。漯河方面不处置事件而“密切关注记者”的危机公关，更是告诉我们，管理体系不只是没有作用，而且在产生一种反作用，它不去处置公共危机，而是限制公众知情权利和公共话题的正当出现。系统问题丛生，但我们没有看到系统的再造，日甚一日的朽败之中，唯有人们的神经变得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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