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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掌握陕西省西安市牛羊养殖场职业暴露人群布鲁氏菌感染风险因素，做好高危人群布鲁氏菌病防控工作，2019年对西安市39个布鲁氏菌病阳性养殖场及346位职业暴露高危人群进行流行学调查，并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找出养殖场高危人群感染风险因素。结果显示：畜间布鲁氏菌病在养殖方式上主要发生于散养场（27/39），时间上发生于4月、7—8月、10月，在畜种上以羊群为主（28/39）。对从业人员主观潜在风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发现，感染从业人员与未感染高危人员在挤奶、喝生牛羊乳、接生、免疫、接触流产畜（流产物及粪便）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顾分析发现，挤奶（OR=2.435，95%CI=1.137~5.071）、喝生牛羊乳（OR=2.893，95%CI=1.218~7.569）、接生（OR=3.217，95%CI=1.382~8.036）、接触流产畜（流产物及粪便，OR=2.439，95%CI=1.175~5.209）是从业人员感染的风险因素。同时，对养殖场客观潜在风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顾分析显示，场区消毒（OR=0.694，95%CI=0.307~1.043）、流产病死畜无害化处理（OR=0.549，95%CI=0.325~1.105）也是从业人员感染的风险因素。结果表明，挤奶、喝生牛羊乳、接生、接触流产畜（流产物及粪便）是从业人员感染的主观性风险因素，场区消毒、流产病死畜无害化处理是从业人员感染的客观风险因素。结果提示，牛羊养殖场及从业人员应加强对上述感染风险因素的控制，降低暴露风险。同时，相关机构应开展牛羊养殖场职业暴露人群布鲁氏菌病防控知识科普宣传，提升其防范能力。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由布鲁氏菌（Brucella）引起的严重危害人类身体健康和畜牧业经济的人兽共患传染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列为必须上报的乙类传染病，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列为须通报动物疫病，也是我国的二类动物疫病。染疫家畜及其产品或被其污染的物品是人间布病传播的主要传染源，呼吸道、消化道及直接接触是其主要传播途径。20世纪50年代，布病曾在我国广泛流行；80—90年代，由于防控措施得力，我国布病疫情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然而，近年来，特别是2015年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变化，牛羊肉消费占比、牛羊存栏量或调运量的逐年增加，布病在人间、畜间的发生呈持续上升趋势。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安全，特别是在SARS、H7N9流感及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过程中，更将其提升至关乎国家安全的高度。广大畜牧兽医从业人员，特别是饲养管理人员，与牛羊经常直接接触，已成为布病暴露的高危人群。因此，摸清布病在高危人群中传播的风险因素，对于保护职业暴露人群的生命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以西安市布病阳性牛羊养殖场的布病高危从业人员为研究对象，分析布病的流行特征和高危人群感染的风险因素，以期掌握布病在高危人群中的传播规律，有效保护牛羊养殖场职业暴露人群的生命安全。
材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及资料来源2019年西安市共有布病阳性养殖场39个（有1例及以上牛或羊阳性的场），存栏牛羊1 927头/只，共有职业暴露高危人群346人。对纳入研究的养殖场及从业人员，包括布病确诊阳性病例及高危人群，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主要调查职业暴露因素及潜在风险因素。确诊的布病阳性从业人员以西安市三甲医院的病例诊断报告为依据。风险因素分析以高危从业人员是否感染为因变量，对有潜在诱发感染的风险因素进行赋值。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及兽医临床实践，将潜在风险因素分为从业人员主观潜在风险因素及养殖场客观潜在风险因素两个方面。将挤奶、喝生牛羊乳、接生、免疫、接触流产畜（流产物及粪便）、人工授精、戴口罩、穿防护服、戴手套、个人消毒等作为从业人员主观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场区消毒、流产病死畜无害化处理、外界引种、牛羊混养/与其他动物混养、布病历史疫情作为养殖场客观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经上述单因素分析后，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单风险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20.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于定性资料进行方差分析，以X2检验测算差异性趋势，以P＜0.05表示具有统计学差异。单因素分析中，如P＜0.05，则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预测风险因素，并计算出多因素的相对风险度（odd ratio，OR）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
结果
布病场间分布对2019年发生的39起畜间布病疫情进行调查分析。从养殖规模分布（图1）看，散养场占69.2%（27个）、商品代养殖场占28.2%（11个）、养殖小区占2.6%（1个）；从季节分布（图2）看，畜间布病的主要发生在4月、7—8月、10月；从畜种分布（图3）看，畜间布病主要发生在羊（28起），其次为奶牛（7），而肉牛等发生最少（4起）。
从业人员主观风险因素潜在风险单因素分析发现，布病阳性从业人员（54人）与未感染的高危人员（292人）在挤奶、喝生牛羊乳、接生、免疫、接触流产畜（流产物及粪便）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1）。将上述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顾分析，结果发现挤奶、喝生牛羊乳、接生、接触流产畜（流产物及粪便）是从业人员感染的风险因素（表2）。
养殖场客观风险因素通过对场区消毒、流产病死畜无害化处理、外界引种、牛羊混养/与其他动物混养、历史布病疫情等单因素分析发现，布病阳性从业人员与未感染的高危人员在场区消毒、流产病死畜无害化处理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3）。多因素logistic回顾分析结果（表4）显示，场区消毒、流产病死畜无害化处理是从业人员感染的风险因素。
分析与讨论
布病不同于其他重大动物疫病，其可在畜间交叉传染，也可再由畜传染给人。这就使从业人员直接暴露于病原威胁之下，存在发生人间布病的潜在危险。在我国，人间布病的传播途径有区域差异，在南方以食源性为主（肉、奶、内脏等），北方以职业人群暴露于潜在感染畜群为主（养殖、屠宰、贩卖、加工）。近年来，随着西安市建设国际大都市步伐的加快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畜间流通渠道更加广泛，牛羊及其产品调运活动更加频繁，使畜间布病不断扩散进而引起人间感染。牛羊养殖场从业人员是饲养管理过程中潜在的高危人群，对其进行潜在感染风险因素调查与分析具有重大的公共卫生意义。本研究对西安市2019年39个布病阳性养殖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布病阳性畜主要分布于散养场（69.3%）。这可能与散养场卫生条件差、从业人员对畜间布病认识不足相关。因此，加强养殖场的生物安全管控，提高其对畜间布病的认识是防控布病的重要手段。同时，从季节分布看，畜间布病主要集中在4月、7—8月和10月；从畜种分布看，畜间布病主要发生在羊群（28起）。这与省内畜间布病一类地区的陕北羊只调入频繁、散养户多以及农村放养模式普遍等密切相关。有研究对布病畜间病例和人间病例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在时间（季节）及空间上（散养场）有很大正相关性。因此，做好畜间布病防控是防止职业暴露人群感染的关键环节。前期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布病阳性患者多有挤奶、喝生牛羊乳、接生、免疫、接触流产畜（流产物及粪便）、人工授精以及防护不到位（戴口罩、穿防护服、戴手套、个人消毒等）等经历，因此本研究将其定义为从业人群主观潜在风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同时，将场区消毒、流产病死畜无害化处理、外界引种、牛羊混养/与其他动物混养等风险因素作为养殖场客观潜在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对从业人群的主观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发现，挤奶、喝生牛羊乳、接生、免疫、接触流产畜（流产物及粪便）等都是布病高危人员的潜在风险因素。结合实际动物疫病防控情况，由于西安市不是布病强制免疫区，因此剔除了免疫这一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顾分析显示，挤奶、喝生牛羊乳、接生、接触流产畜（流产物及粪便）是从业人员感染的风险因素。这提示与病畜或其产物（奶、流产物）直接接触以及生殖道感染、消化道感染这些途径不容忽视。这些因素很好地解释了近年来很多从未与患病牛羊接触的布病阳性患者（儿童、老人）发病的原因。他们大都直接或间接接触了患病动物的肉、奶等产品，且并没有做到充分熟制处理。此外，多因素分析未证实接种是感染的风险因素。这与李靖宁等的报道不一致，可能是由于西安市目前属于畜间布病防控二类地区，以净化为主，不采取布病强制免疫的防控策略。综上，加强售卖生羊乳及未检疫牛羊肉制品的监管势在必行，同时应强化群众对牛羊肉及奶产品科学食用加工处理的认识，做好布病等人兽共患病防控的科普宣传。对养殖场客观潜在风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顾分析显示，场区消毒和流产病死畜无害化处理是从业人员感染的风险因素。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发生布病的养殖场大都卫生消毒措施实施不到位，如场内消毒不彻底，没有做到病死畜及其垫料饲草等的全部无害化处理。这就增加了场内再次人畜感染的概率。在潜在因素中，牛羊混养或与其他动物混养是近年来散养场的一个新特点，这给布病的传播扩散提供了便利途径。因此，实际生产中必须做到不同动物分开饲养。以往的分析认为，牛羊调运和引种是引起畜间布病的重要因素，但本研究未发现外界引种是布病传播的风险因素。这可能与2018年西安市发生非洲猪瘟以来当地主管部门加强畜禽调运监管的行政措施有一定相关性。
结论
综上所述，挤奶、喝生牛羊乳、接生、接触流产畜（流产物及粪便）是从业人员布鲁氏菌感染的主观性风险因素；场区消毒、流产病死畜无害化处理是从业人员感染的客观风险因素。因此，牛羊养殖场及从业人员应加强对上述感染风险因素的控制，降低暴露风险。同时，积极开展牛羊养殖场职业暴露人群布病防控知识科普宣传，提升其布病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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