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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控背景：供需失衡与宏观经济的双重压力
（一）CPI 承压下的 “稳价” 刚需
2025 年，我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CPI 走势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重要指标。该年度，CPI 持续低位运行，2 - 5 月同比呈现负增长态势，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6 月，CPI 虽实现转正，但 8 月又回落至 - 0.4%。这种持续的低位波动，使得稳定物价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关键任务，对经济稳定与民生保障意义重大。
猪肉价格作为 CPI 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波动对民生和政策走向影响显著。2025 年 6 - 8 月，猪肉价格同比分别下跌 8.5%、9.5%、16.1%，累计拉低 CPI 约 0.49 个百分点。这表明猪肉价格的下行直接导致整体物价水平下降，给经济稳定增长带来挑战。在 “促物价合理回升” 的政策导向下，稳定生猪价格至关重要，既关系到居民生活成本，也影响着养殖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产业链的稳定性。
（二）产能过剩：能繁母猪存栏逼近调控上限
当前，生猪产业处于 “后非瘟” 时代的新平衡阶段，供给端呈现 “量增效率升” 的特征。截至 2025 年 8 月，能繁母猪存栏量达 4038 万头，高于 3900 万头的正常保有量上限，预示着生猪产能过剩压力较大。
与此同时，PSY（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从 2020 年的 17.54 头提升至 2024 年的 24.03 头，实际生猪产能已超出市场需求。2025 年上半年新生仔猪量同比增长 11.5%，预示未来 6 个月生猪出栏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供过于求的矛盾亟待解决。在此市场环境下，养殖户面临养殖利润压缩和亏损风险增加的困境。
（三）效率提升倒逼产能结构调整
我国生猪养殖效率快速向国际水平靠拢，PSY 从 2016 年的 17.56 头增至 2024 年的 24.03 头，这是行业发展的显著进步。然而，与丹麦（34.8 头）、荷兰（32.1 头）等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效率提升意味着同等仔猪产量所需的能繁母猪数量减少，若维持现有存栏，未来产能过剩将呈扩大趋势。
参考美国经验，其能繁母猪存栏从 1979 年的 964 万头降至 2024 年的 610 万头，同期猪肉产量却增长了 40%。这是生产效率提升推动产能主动调减的典型路径，为我国生猪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当前，我国需加快产能结构调整，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养殖成本，以适应市场变化和需求。
二、调控政策：从 “量的控制” 到 “质的升级”
（一）核心手段：“三箭齐发” 破解供给过剩
面对生猪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精准有效的调控措施，旨在从源头遏制产能无序扩张，稳定市场供需关系。
能繁母猪 “精准去化” 成为调控关键举措。农业农村部明确 2025 年调控目标，将能繁母猪存栏量从 4043 万头调减至 3943 万头，这一目标有效遏制了产能的无序增长。牧原、温氏等头部企业积极响应，牧原股份制定详细产能调减计划，预计年底前调减能繁母猪 32 万头，相当于减少 800 万头肥猪的供给，从源头缓解市场供给压力。
出栏体重 “紧急刹车” 也是重要调控手段。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生猪宰后均重从 5 月的 92 公斤降至 8 月的 88.43 公斤，降幅达 3.52%。这看似微小的变化，直接减少了 4% 的猪肉供应量，短期内有效减轻了市场供应压力。
为防止市场投机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政府严格限制二次育肥。禁止规模企业向二育户销售仔猪，切断了市场投机链条，避免人为制造供应紧张局面。2025 年二育规模较 2024 年同期下降了 27%，市场投机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市场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二）配套措施：政策组合拳形成合力
除上述核心手段外，一系列配套政策协同发力，共同推动生猪产业健康发展。
环保政策 “洗牌落后产能”，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的出台，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2025 年上半年，1.2 万家不合规中小猪场在政策压力下关停，推动产能向规模化、规范化集中，促进了产业优化升级。
金融工具 “精准滴灌”，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主动调减产能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对未调减产能的企业收紧授信，引导资源流向高效产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储备调节 “托底预期”，稳定市场信心。2025 年已开展 3 批次冻肉收储，累计 3.5 万吨，储备肉在市场价格波动时发挥重要调节作用，避免价格非理性下跌，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三）国际经验：从 “美国模式” 看我国调控逻辑
回顾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产能过剩危机，其应对策略为我国提供了宝贵借鉴。当时，美国通过 “技术升级 + 市场出清” 双轮驱动，推动产业变革。在技术升级方面，加大对生猪养殖技术的研发投入，使 PSY 提升了 40%，大幅提高养殖效率；在市场出清方面，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淘汰大量落后产能，用 10 年时间将能繁母猪存栏压减 30%，实现产业集中度从 20% 到 70% 的飞跃，成功化解产能过剩危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我国当前的政策路径与美国模式有相似之处。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短期内 “去产能”，迅速缓解市场供需矛盾；另一方面，借助市场机制长期 “提效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种 “两手抓” 的策略，既能解决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又能为产业长远发展奠定基础，避免陷入 “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的困境，确保生猪产业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持续发展。
三、效果与挑战：短期阵痛与长期机遇并存
（一）短期效应：价格承压与产业分化
2025 年 9 月，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下行，均价跌至 13.85 元 / 公斤，同比跌幅达 29.7%。价格的大幅下跌使不少中小散户陷入亏损，养殖利润被严重压缩，甚至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而头部企业凭借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在价格战中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以牧原股份为例，其完全成本仅为 11.8 元 / 公斤，在行业整体低迷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微利。这种成本差异加速了行业的 “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市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在产能结构方面，产业 “大洗牌” 正在进行。大型企业产能占比不断攀升，已达到 25.64%，凭借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小散户存栏量同比下降了 15%，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公司 + 农户” 模式占比突破 40%，该模式为农户提供稳定收入来源，为企业降低养殖成本，实现互利共赢。随着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我国生猪产业逐步向成熟市场靠拢，市场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二）中长期机遇：效率提升与周期平滑
在成本竞争力方面，我国生猪养殖行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 “弯道超车”。广西扬翔通过育种技术创新，PSY 达到 27 头，大幅提高养殖效率；牧原股份发展智能养殖，智能巡检准确率高达 95%，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在这些技术推动下，我国生猪养殖成本从 2023 年的 17.26 元 / 公斤降至 2025 年的 14.13 元 / 公斤，与美国（1.75 欧元 / 公斤，约合 13.5 元 / 公斤）的差距逐渐缩小，提升了我国生猪养殖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为行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从周期波动来看，我国致力于实现产业 “软着陆”。政策目标不仅是简单去产能，更在于构建 “能繁母猪存栏 - 生猪出栏 - 价格预警” 的动态平衡机制，精准调控市场供需关系，避免市场大幅波动。未来，猪价波动幅度有望从 ±40% 收窄至 ±20%，养殖企业盈利稳定性将显著提升，为养殖企业提供更稳定的市场环境，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三）挑战犹存：政策执行与市场博弈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小散户面临 “退出难” 问题。部分养殖户因缺乏技术和资金，在环保压力下被迫退出市场，这不仅影响其生活，还可能导致产能波动，给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为避免这种情况，需加强对中小散户的扶持和引导，提供技术培训和资金支持，帮助其转型升级，适应市场变化。
国际粮价的 “外溢效应” 不容忽视。若玉米、豆粕等价格反弹，将直接增加养殖成本，可能抵消降重、去产能带来的利好。为应对这一挑战，需建立饲料原料价格对冲机制，运用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降低价格波动对养殖企业的影响。同时，加强对国际粮价的监测和分析，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确保生猪产业稳定发展。
四、未来展望：从 “规模扩张” 到 “价值创造”
当前生猪产能调控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过程。短期来看，是 “去产能、稳价格” 的关键阶段；长期来看，是 “提效率、强竞争” 的攻坚阶段。当能繁母猪存栏回归合理区间，PSY 突破 30 头大关，智能化养殖覆盖 70% 以上规模场时，我国生猪产业将摆脱 “猪周期” 的剧烈波动，迎来 “质量型增长” 的新阶段。
对于从业者而言，当前的产能调减并非终点，而是转型的起点，应从比拼存栏量转向比拼 PSY、料肉比、智能化水平，从 “量的扩张” 转向 “质的突破”。对于消费者而言，随着调控的深入，将享受到更稳定的价格和更安全的猪肉。这场产能调控将推动我国从生猪大国迈向生猪强国。（注：数据来源为农业农村部、Wind、卓创资讯等，截至 202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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