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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解猪周期困局：构建政府调控与行业自律协同机制
（一）猪周期震荡：产业痛点与市场失衡
猪肉作为我国居民膳食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独特的国情与饮食消费习惯，决定了生猪产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民生消费中的基础性地位。过去数十年，我国生猪产业实现规模化扩张，有效支撑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持续升级。然而，近年来生猪市场呈现周期性剧烈波动特征，伴随行业近20年的“猪周期”现象，呈现出周期缩短、波幅扩大的演化特征，对产业发展构成显著制约。
从产业数据来看，当前我国生猪年度出栏量维持高位运行，产能储备体系日趋完善。与此同时，人均猪肉消费量已达阶段性峰值，消费市场增速趋缓，产业呈现生产与消费的阶段性平衡态势。但这一平衡状态具有显著脆弱性，市场对供给总量变化高度敏感，形成“供给边际增减引发价格大幅波动”的传导效应。2021-2023年，行业因产能过剩经历连续三年深度亏损周期；尽管2024年市场形势阶段性回暖，但2025年三季度以来，市场供需格局再度逆转，生猪产能总体过剩已成为行业共识。
猪周期的周期性波动对产业生态造成全方位冲击。对养殖主体而言，价格剧烈震荡导致经营收益大幅波动，部分时段出现成本倒挂，严重侵蚀养殖主体利润空间；对消费端而言，价格高企阶段推升居民生活成本，价格低迷周期则引发市场对产品质量安全的担忧；从市场秩序来看，周期性波动催生短期投机行为，加剧市场供需失衡，扰乱产业良性发展节奏。实践表明，猪周期的持续存在损害产业各参与方利益，构建长效稳定机制、破解猪周期困局已成为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二）政府调控：筑牢产业发展政策基石
针对猪周期带来的产业波动问题，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调控工作，明确提出“减量增效”的核心调控目标，着力维护生猪产业健康稳定发展。政府宏观调控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在引导市场预期、平抑周期波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市场调控实践中，政府已构建起生猪产能预警机制，通过整合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数据，实现对产能变化趋势的动态监测与预判。当监测到产能过剩或供给不足苗头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养殖主体科学调整养殖规模。储备调节制度作为关键调控工具，通过“市场低迷期收储、价格高企期投放”的逆向调节，实现市场供给总量的动态平衡：价格下行周期，通过收储减少市场流通量，稳定养殖主体收益；价格上行周期，通过投放储备肉增加市场供给，平抑消费端价格压力。
在2018-2019年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下，生猪存栏量锐减，猪肉市场供需失衡引发价格大幅攀升。国家迅速出台系列调控政策，包括强化养殖主体扶持、推进疫情精准防控、加大储备肉投放力度等，有效缓解了市场供给紧张局面，稳定了市场价格与民生保障秩序。这一实践充分证明，政府调控在遏制过度投机、保障民生供给、维护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为产业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政策支撑。
（三）行业自律：市场化调节的关键发力点
政府调控构成产业稳定的基础保障，但单一调控手段难以完全破解周期困局。当前我国生猪产业集中度快速提升，头部30家企业出栏量占全国总出栏量的40%，前300家企业占比超65%，头部企业已成为影响市场供需格局的关键主体，行业自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可借鉴欧佩克行业协同调控机制，由生猪行业头部企业牵头构建行业自律体系，制定统一的自律规范与产能调控标准。具体而言，推动前30家、前50家及前300家头部企业建立常态化会商机制，基于市场供需数据开展联合研判：当市场呈现供给过剩或潜在过剩趋势时，协同实施限产保价措施，避免恶性竞争加剧价格下行；当市场出现供给偏紧苗头时，统筹推进增产稳价，保障市场供给稳定。
这种市场化自律调节模式具有显著优势：一方面，头部企业具备市场信息与生产调度的核心优势，能够基于产业实际开展精准调控；另一方面，通过行业协同可有效规避恶性竞争，维护产业整体利益。即便仅通过机制框架释放调控信号，也能有效引导市场预期，推动养殖主体理性安排生产经营活动。通过政府调控与行业自律的协同发力，形成“政策引导+市场自律”的双重保障机制，有望推动猪周期逐步弱化，实现生猪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二、赋能产业升级：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畜牧业现代化转型
（一）新质生产力：重构产业发展新图景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新质生产力，正推动我国畜牧业加速实现从传统业态向现代化模式的转型。当前畜牧业正经历四大根本性变革：供求格局从供不应求转向供需平衡并呈现阶段性过剩特征，生产方式从分散养殖主导转向规模化养殖主导（生猪等主要畜产品规模化率超70%），从业人员结构从传统农民向专业化“新农人”转型，生产技术从经验驱动转向精准智能驱动。这一系列变革为产业重构提供了历史机遇，推动我国畜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
从供求格局维度看，传统供不应求的市场格局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当前市场呈现总量平衡、结构分化的特征，部分时段、品种及区域出现阶段性过剩。这一转变源于双重驱动：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畜产品需求从“数量满足”向“品质提升”转型；另一方面，规模化养殖技术的普及应用大幅提升产业供给能力，供求关系的深刻调整对产业发展思路提出新要求。
生产方式层面，规模化养殖已成为产业发展主流趋势，生猪、蛋鸡、奶牛等主要畜产品规模化率均突破70%。规模化养殖通过资源集中配置、技术集成应用，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成本控制优化与管理标准化推进，为产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但需警惕规模化过度集中带来的潜在风险，包括中小养殖主体生存空间挤压、农民增收渠道收窄、产业链风险集聚等，需在规模效率与产业生态平衡间寻求合理支点。
从业人员结构转型是产业升级的核心支撑。传统农户养殖模式逐步退出，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素养与市场洞察力的“新农人”成为产业主力。这类群体普遍具备较高教育水平，熟练掌握现代化养殖技术与数字化管理工具，能够精准响应市场需求变化，为产业转型注入专业化动能。
生产技术变革构成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传统经验型养殖模式逐步被精准智能养殖替代，智能感知、精准饲喂、环境智能调控、机器人巡检等现代化技术装备日趋成熟，成本持续下行推动规模化推广应用。这一变革实现了从“经验驱动养殖”向“数据驱动养殖”的根本性转变，大幅提升了养殖精准度与科学性，降低了人为操作误差，为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技术创新：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 种业振兴与核心技术攻关
种业是畜牧业产业链的源头环节，直接决定产业质量效益与核心竞争力。近年来，我国种业创新取得阶段性突破，成功培育“华西牛”“广明2号”白羽肉鸡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打破了部分领域国外品种垄断格局；同时构建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体系，通过基因精准分析与筛选，显著提升育种效率与品种质量。
同时需清醒认识到，我国畜牧种业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差距，种源“卡脖子”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部分高端种源依赖进口。以生猪产业为例，我国商品猪种源进口依赖度约80%，母猪PSY（每头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仅为18-20头，显著低于国际先进水平。这一现状制约了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增加了产业链成本与风险。
未来需持续深化种业振兴行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构建“科研机构+企业”协同攻关体系。一方面，加强地方优良品种资源保护与开发，挖掘特色遗传优势，培育适配我国养殖环境与市场需求的新品种；另一方面，聚焦基因编辑、胚胎移植等核心技术领域，强化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提升母猪PSY等关键生产指标，逐步实现种源自主可控，从源头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
智能化与数字化转型是畜牧业现代化的核心方向。当前，智能感知、精准饲喂、机器人巡检等技术已在规模化养殖场景中广泛应用。大型生猪养殖基地普遍部署环境智能监测系统，实时采集温湿度、氨气浓度等关键参数，通过自动调控设备保障养殖环境稳定；精准饲喂系统基于畜禽生长阶段与体重数据，实现饲料精准投放，提升饲料转化效率；机器人巡检系统通过自主巡航实现猪群健康状态实时监测，及时预警异常情况并上传管理平台，为养殖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为加速智能化与数字化转型进程，政企协同加大资源投入，推进数字畜牧业创新中心与示范基地建设，汇聚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开展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依托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构建的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实现从养殖、加工到流通的全链条信息可追溯，消费者通过扫码即可获取产品全生命周期信息，有效提升消费信任度。智能化与数字化转型推动畜牧业实现生产智能化、管理数字化，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管理精细化水平，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三）平衡效率与公平：构建可持续发展生态
适度规模化与多元主体共生 规模化养殖是产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能够通过规模效应提升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但规模化发展需把握合理边界，过度集中易引发产业垄断、挤压中小养殖主体生存空间，导致农民增收渠道收窄；同时，少数头部企业的经营风险或疫病防控漏洞可能传导至全产业链，引发市场供给波动与价格震荡，威胁产业安全。
为实现适度规模化与多元主体共生发展，需构建龙头企业与中小养殖主体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等模式，整合龙头企业的技术、资金、市场资源与中小养殖主体的养殖经验、土地资源，形成协同发展格局。龙头企业为养殖主体提供优质种源、标准化饲料、技术指导与订单收购服务，养殖主体按照规范标准开展生产，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一模式既发挥了规模化养殖的效率优势，又保障了中小养殖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了产业生态的多样性与稳定性。
绿色发展与循环经济 环境保护要求的提升推动畜牧业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粪污若处置不当，易引发土壤、水体与大气污染；同时，产业对豆粕等饲料原料的进口依赖度较高，资源约束问题日益凸显。推动绿色发展、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已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破解上述问题需聚焦关键技术推广与模式创新：一是推广种养结合模式，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将粪污经处理后作为有机肥料还田，实现“养殖-种植”资源循环；二是推进粪污能源化利用，建设沼气工程实现粪污发酵产沼气，用于发电、供暖等，同步实现沼渣、沼液资源化；三是强化技术创新支撑，支持生物饲料、新型疫苗研发应用，提升饲料转化效率、减少抗生素使用，降低环境压力与进口依赖。通过上述举措，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推动畜牧业向环境友好型产业转型。
（四）人才与制度：夯实产业转型支撑
产业转型离不开人才支撑与制度保障。需聚焦“新农人”队伍建设，构建专业化培训体系，强化养殖技术、经营管理、疫病防控等核心能力培育，提升从业人员专业化素养，夯实产业转型的人力基础。同时，建立政企协同的制度创新机制，优化政策供给结构，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种业创新、智能养殖、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营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畜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生猪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需依托政府调控与行业自律的双轮驱动机制破解周期困局，更需以新质生产力重塑产业发展逻辑。唯有统筹短期市场稳价与长期产业转型，平衡效率提升与公平共享，才能推动我国生猪产业在现代化进程中行稳致远，筑牢“猪粮安天下”的产业根基。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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