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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减产信号初现：1 万头背后的分化态势
（一）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首降，去产能艰难起步
在生猪养殖行业体系中，能繁母猪存栏量作为市场供需关系的核心指标，其动态变化对行业发展态势具有关键影响。2025 年 7 月末，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 4042 万头，较上月环比减少 1 万头。这一数据虽看似细微，却标志着行业去产能进程的初步启动。此前，自 2025 年初起，能繁母猪存栏量历经连续 5 个月的增长，市场供应压力持续累积。直至 7 月，在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存栏量首次出现下降，终结了持续增长的趋势。
这一转变过程殊为不易。自 6 月国家明确提出 “调减 100 万头能繁母猪” 的政策要求后，整个行业处于对产能实质性调整的等待期。然而，7 月仅 1 万头的降幅，仅达成政策目标的 1%，与市场预期的快速去产能目标形成显著反差，这表明去产能道路仍面临诸多挑战，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与过往猪周期去产能阶段相较，本次去产能启动过程相对迟缓。在以往市场价格大幅下跌时期，养殖户通常会迅速淘汰母猪，致使能繁母猪存栏量在短期内大幅下降。但此次，尽管生猪价格持续低迷，自繁自养盈利同比暴跌 90% 以上，外购仔猪育肥陷入深度亏损状态，能繁母猪存栏量的下降速度却远低于预期，凸显出当前行业产能调整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二）头部企业率先垂范，减产力度远超行业平均
在当前行业产能调整的关键时期，头部企业的举措与行动对行业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其正以实际行动成为去产能进程的 “先锋队”。以行业领军企业牧原股份为例，在产能调整方面展现出强大的执行能力与战略决心。2025 年二季度末，牧原的能繁母猪存栏量为 343.1 万头，较一季度末减少 5.4 万头，上半年累计调减 8.1 万头 。按照既定规划，到年底其能繁母猪存栏量预计将降至 330 万头。仅牧原一家企业，就为全行业去产能贡献了超过 20% 的份额，成为推动行业产能调整的重要力量。
除牧原股份外，温氏股份、新希望等龙头企业也积极响应政策号召，通过一系列实际行动稳步推进产能优化工作。尽管这些企业尚未如牧原般明确公布具体减产目标，但温氏股份通过淘汰低效母猪，在 6 - 7 月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了 1.2%。这些头部企业凭借自身在规模、技术及市场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在政策推动下率先进行产能调整，不仅为自身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奠定了有利基础，也为整个行业树立了典范，带动其他企业跟进，共同推动行业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
二、逆势扩张众生相：三类企业的增产策略剖析
（一）困境反转型：低基数下的恢复性增长
在生猪养殖行业产能调整的大背景下，有一类企业的增长态势值得关注，即处于困境反转型的企业。这类企业在过往市场波动中遭受严重冲击，产能大幅萎缩，随着当前市场环境的逐步改善，正处于恢复发展阶段。以正虹科技为例，2025 年 7 月，其生猪销量达到 1.63 万头，同比增长 288.69%，这一数据乍看之下十分显著，似乎标志着企业在市场中的强势复苏。然而，深入分析其增长原因，主要源于极低的基数效应 。2024 年同期，正虹科技因连续亏损，种猪场全面停工停产，当月生猪销量仅 0.42 万头。而今年，随着企业淘汰低效产能，并获得银行授信支持，生产经营得以逐步恢复，从停滞状态重新回归正常运营轨道。这种增长本质上属于技术性反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规模扩张，对行业总产能的影响较为有限 。
正邦科技亦是典型代表，在经历破产重整后，企业产能逐步恢复。2025 年 7 月，正邦科技生猪销量跃升至 69.52 万头，同比增长 202.44%。随着债务重组的完成，其能繁母猪存栏从 27.5 万头增至 35 万头以上。这一增长是企业走出危机后的正常经营恢复表现，是对过去受损产能的修复，而非主动扩大产能。正邦科技通过引入成熟的成本管控流程和资源优势，提升了自身运营效率，逐步在市场中恢复竞争力 。尽管这些企业在短期内销量增长明显，但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到正常经营水平，而非进一步扩大产能，在行业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它们的恢复性增长不会对整体产能调整造成阻碍 。
（二）成本优势型：低养殖成本催生扩张底气
在生猪养殖行业，成本控制能力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要素。当行业整体面临产能调整压力时，有一类企业凭借卓越的成本控制能力，不仅未减产，反而实现逆势扩张，温氏股份和东瑞股份便是其中典型代表。温氏股份作为行业巨头，在成本控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2025 年 7 月，其生猪销量达到 316.48 万头，同比增长 36.22%。这一成绩的取得，核心在于温氏股份的养殖成本显著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仅为 6.7 元 / 斤，而行业平均成本约为 7.5 元 / 斤。即便在猪价低迷的市场环境下，温氏股份仍能凭借低成本获取利润空间 。通过 “公司 + 农户” 的独特经营模式，温氏股份将合作农户数量提升了 18%，达到 5.6 万户，结合其 178 万头的能繁母猪存栏规模，实现了月度出栏量突破 300 万头大关。这种规模效应与成本优势相互促进，使得温氏股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有足够实力在行业去产能阶段继续保持较高出栏量 。
东瑞股份则依托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成本控制能力，在市场中实现快速扩张。2025 年 7 月，东瑞股份生猪销量从去年同期的 6.59 万头增至 12.02 万头，同比增长 82.4%。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供应商，东瑞股份凭借 “供港标准” 获得显著价格优势，供港生猪价格平均高于内地市场约 9 元 /kg，广东市场相较东北市场高 2 元 /kg。这种价格溢价使得东瑞股份的头均盈利能力较强 。2025 年 2 月投产的东源东瑞二期项目（年出栏 80 万头）的产能释放，进一步推动了东瑞股份的销量增长。东瑞股份通过种群改善、生产优化等措施，不断降低养殖成本，进一步增强了自身市场竞争力，在行业中走出一条独特的扩张发展路径 。
（三）战略转型型：逆周期布局抢占市场份额
在生猪养殖行业变革过程中，部分企业采取独特发展策略，将行业低谷视为 “弯道超车” 的机遇期，通过逆周期布局策略积极抢占市场份额，神农集团和大北农便是这类战略转型型企业的代表。神农集团在行业调整期，通过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举措，实现产能稳步扩张。2025 年上半年，神农集团能繁母猪存栏增长了 4.7%，这一成绩的背后，是其积极收购中小散户猪场的战略布局。在市场行情不佳，部分中小养殖户选择退出的情况下，神农集团凭借自身资金优势和规模效应，将这些零散产能整合纳入自身体系 。通过这种方式，神农集团不仅扩大了自身养殖规模，还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市场集中度。此外，神农集团还积极投资建设新的养殖项目，如斥资 5.5 亿落地三大生猪养殖项目，涵盖云南文山州丘北县及广西崇左市大新县，旨在通过扩张仔猪产能强化西南地区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生猪养殖领域的市场份额与综合竞争力 。
大北农则依托其在饲料领域的深厚根基和优势，积极拓展生猪养殖业务，为未来出栏量增长储备产能。2025 年 7 月，大北农仔猪销量同比增长 25%，这一增长得益于其完善的饲料产业链和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大北农通过提供优质饲料产品和专业养殖技术服务，吸引众多养殖户与之合作，从而扩大了仔猪销售规模 。大北农还加大在生猪养殖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不断提升养殖效率和生猪品质，为未来市场竞争奠定坚实基础。这些战略转型型企业的扩张逻辑是 “用现金流优势收割退出者市场”，在行业低谷期，它们凭借自身优势积极布局，为未来发展赢得先机 。
三、三大深层矛盾：减产号召执行差异的根源分析
（一）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中小散户观望情绪浓厚
在生猪行业减产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对政策目标实现具有关键影响。虽然国家明确要求在 6 - 8 月调减 100 万头能繁母猪，旨在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引导市场供需平衡，稳定猪价，但实际执行效果与政策预期存在较大差距。7 月全国规模猪场母猪淘汰量仅环比增长 2.1%，与政策预期的快速去产能目标形成鲜明对比 。
深入分析其背后原因，中小散户的观望态度成为政策执行的主要障碍。在河南、山东等地调研数据显示，5 万头以下的散户存栏量不仅未减少，反而逆势增长 3%。这些中小散户在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决策受短期市场价格波动和心理预期影响较大。在当前猪价低迷情况下，他们普遍抱有价格上涨预期，期待市场行情反转，因此选择推迟淘汰母猪，希望在未来获取更高收益 。这种个体理性决策在宏观层面导致政策传导受阻，使得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速度远低于预期，成为政策执行的 “缓冲带”，延缓了整个行业去产能进程。
（二）成本分化加剧 “马太效应”，盈利企业缺乏减产动力
在生猪养殖行业，成本控制能力的差异深刻影响着企业市场行为和行业产能调整进程。当前，行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自繁自养头均亏损 35 元，然而，温氏、牧原等成本领先企业却仍有 100 - 200 元 / 头的盈利空间。这种显著的成本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内的 “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
数据显示，成本前 20% 的企业出栏量占比已达 45%，这些企业凭借成本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由于其成本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即便在猪价低迷时仍能实现盈利。这种盈利状况使得这些企业缺乏减产动力，更倾向于维持或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和利润 。相反，那些成本较高的企业，在亏损压力下虽有减产意愿，但因市场份额小、资金实力弱等因素，其减产对行业整体产能影响有限。这种成本分化导致的企业行为差异，使得行业去产能政策难以有效实施，市场供需关系难以快速调整，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发展困境 。
（三）产能统计存在 “口径差”，部分企业打 “数据擦边球”
在生猪行业产能调控过程中，产能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至关重要。然而，当前部分企业通过 “隐性扩产” 方式规避政策监测，导致产能统计存在 “口径差”，给行业去产能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
一些企业采取将商品猪留作种猪的手段，人为增加能繁母猪数量，从而在表面上维持或扩大产能。部分企业为减少成本支出，延迟淘汰低效母猪，使得这些生产性能低下的母猪仍占据产能指标。还有企业以 “优化种群” 名义保留产能，实际并未真正减少产能规模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 月全国能繁母猪中，生产性能低于 80% 的低效母猪占比仍达 18%，这一数据直观反映出当前去产能工作不仅在 “数量” 上进展缓慢，在 “质量” 上更是与预期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这些企业的行为干扰了产能统计准确性，使政策制定者难以准确把握行业产能真实情况，进而影响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阻碍行业去产能工作健康发展 。
四、去产能攻坚战：政策与市场协同作用分析
（一）短期阵痛难以避免，9 月成关键窗口期
当前生猪行业处于产能调整关键时期，8 - 9 月成为决定未来市场走向的关键时间节点。从供应端分析，若这两个月能繁母猪存栏量无法加速降至 4000 万头以下，按照生猪 10 个月的生长周期推算，2026 年一季度生猪供应量将同比增加 5% 。在需求端无明显改善情况下，猪价将再次面临巨大下行压力。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 月第一周，全国生猪均价跌至 14.53 元 / 公斤，同比下跌 28.1%，养殖户经营压力显著增大。若产能去化缓慢，猪价可能进一步下跌，养殖户亏损将加剧 。
不过，市场并非毫无转机。随着发改委收储启动，以及中秋消费回暖，市场供需关系有望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发改委已会同商务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挂牌收储 5 万吨猪肉储备，并启动年内第二轮收储工作，17 个省份已开展或启动收储工作，收储 “托市” 效果将逐步显现。中秋、国庆等节假日是猪肉消费传统旺季，居民对猪肉需求将大幅增加。这对于主动减产企业而言，将迎来价格修复窗口期，有望缓解亏损压力，实现盈利 。而那些逆势扩产企业，可能因市场供应过剩面临库存积压风险，库存猪肉存储成本将进一步压缩企业利润空间，甚至可能导致企业陷入更深亏损境地 。
（二）从 “行政引导” 到 “市场出清”，行业需要共识性行动
在生猪行业产能调整过程中，虽然牧原等龙头企业已通过公开减产目标（如牧原计划年底将能繁母猪存栏量降至 330 万头）为行业树立榜样，产生示范效应，但要实现整个行业健康发展，还需建立全行业产能调减的 “自律机制” 。
建立数据透明化机制至关重要。推动重点企业按月披露能繁母猪存栏变化，并接受第三方审计，可使市场及时、准确了解各企业产能情况，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如此一来，企业产能调整行为将受到市场监督，避免出现 “数据擦边球” 等问题，促使企业更积极响应产能调控政策 。
政策差异化也是推动产能调整的重要手段。对主动减产企业给予贷款贴息、用地优先等支持，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激励更多企业主动参与产能调减。对于那些低效产能企业，在政策倒逼下将不得不加快退出市场步伐，进而优化整个行业产能结构 。
建立生猪产能预警联盟，实现市场协同化，能有效避免行业出现 “一哄而上、一哄而散” 的周期性波动。通过联盟预警机制，企业可及时了解市场动态，提前调整生产计划，避免盲目扩产或减产。联盟还可组织企业交流合作，共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与问题，推动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只有通过全行业共识性行动，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生猪行业产能优化，为猪价回升和行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
结语：去产能的本质是 “优汰劣存”
7 月的 1 万头存栏下降，是行业分化态势的阶段性体现而非终点。当牧原等企业凭借技术优势降低成本，当正虹等企业在困境中恢复产能，当温氏等企业借助规模优势逆势扩张，中国养猪业正经历一场 “创造性破坏” 过程。未来，只有那些既能响应政策导向、又能抵御市场风险的企业，才能在产能出清浪潮中脱颖而出。毕竟，去产能的终极目标并非单纯 “减产”，而是实现优质产能的优化与存续。在产能去化过程中，究竟应依赖市场自发调节，还是需要更强有力的政策干预？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专业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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