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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想到猪也能重要到影响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没错，我说的是——猪。
5月29日，美国最大的猪肉制品加工商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宣布，同意被注册在香港、实际运营在河南的中国最大猪肉加工商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该交易的收购金额——包括债务在内共71亿美元、高出公告发布前一天史密斯菲尔德股票市值31%的溢价、迄今为止中国对美国企业收购规模最大——震动的不仅是华尔街，还有普通的美国公众。
史密斯菲尔德在美国拥有一系列家喻户晓的品牌，如Farmland、Armour、Healthy Ones、Gwat-tney’s 和Curly’s。两家公司同时宣称收购方案将提交给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
观察者们起初看好这次收购。消息发布当天，咨询公司Compass Point Analytics总裁乔纳森·加夫尼(Jonathan Gafni)对媒体称，该交易有望被通过。他分析道：“收购波音公司[微博]和一个热狗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也要看热狗摊摆在哪里。”作为美国前国家情报官员，加夫尼和CFIUS 没少打过交道。
然而，公告宣布之后的六个星期里，美国公众的情绪已经发生了变化。6月20日，美国参议院农业、营养和林业委员会发了一封公开信给财长雅各布·卢，要求这桩针对美国最大猪肉加工商的收购案要经过该委员会的严格审查。理由是中国对美国食品行业很可能有进一步的收购，从而影响到美国的整个食品供应，必须谨慎对待。
这封信得到了政府的批准。本月上旬，就在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的同时，邻近会场的另一栋建筑里，关于收购案的听证会在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主持下召开，名目是“史密斯菲尔德之外：审视针对美国食品企业的外资并购”。
听证会要求四位专家到现场作证，并回答参议院委员会15名成员的质询。四位证人分别是史密斯菲尔德CEO、两位教授和一位中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成员。
上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并没有专门审查外资并购的官方机构。1945-1980年间，在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实质性主宰下，华盛顿也没有这个必要来审查外国投资或设立批准委员会。重大收购往往产生于美国公司向海外市场扩张的过程中，而不是相反。
但是日本经济在1970年代实力大涨，甚至和美国比肩而立，美国人开始觉得有必要自我保护——尤其是与这个对手在二战战场上相向的画面依然鲜活在人们的记忆里的时候。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应运而生。
今天，随着中国在经济规模上渐渐成长为美国的对手，美国人眼中日本人的脸被中国人取代。2000年，美国国会成立中美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这个机构专门就那些有中国参与的、对美“意义重大”事务向美国会报告。
这个委员会的一些调查目标确有其事，例如中国的发展对全球能源成本和稀缺性产生的影响；但另一些则相对难以确证，比如“中国限制言论和信息自由对中美经济和安全政策的影响”。中美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广泛职权，使得它在中美关系这个问题上有很大干预能力。
中美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还没有对双汇—史密斯菲尔德案表态，但这并不妨碍它的成员之一丹尼尔·施雷恩(Daniel Slane)利用听证会来表达保留意见。有一些专门针对这桩收购，其他的则是对中国收购美国公司更普遍的担忧。他的证词如下：
◆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是中国政府希望利用国有企业进行海外扩张的证据。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需的强大的金融火药，根本上来自于中国不公平地对人民币汇率的“非法操纵”。
◆收购会导致美国和全球食品行业的进一步集中，从而损害消费者、小农场主和食品加工商，并且削弱美国在食品科学尤其是猪基因科学领域的技术领导地位。
◆收购与中国获取外国“战略性资产”的努力相一致，是其经济转型、摆脱低附加值制造业战略的一部分。该收购(施雷恩在他的证词中说道)是中国公司进军美国食品业的第一战，背后的终极原因是它们不得不要养活一个更富裕的中国。
在他的证词里，施雷恩提到他的委员会在2012年曾要求国会修订批准中国收购美企的相关法规；在外企并购中国企业受限的行业，同样拒绝中国对美企的收购；在现有的国家安全测试基础上增加经济收益测试；对由中国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的公司发起的并购进行强制性审查。
丹尼尔·施雷恩的证词并不是唯一表明双汇收购案可能搁浅的证据。两位来自学术界的证人之一、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尤尔莎·哈莱(Usha Ha-ley)是《补贴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商业战略和贸易政策》(‘Subsidies to Chinese Industry: State Capitalism, Business Strategy and Trade Poli-cy’，2013)一书的作者。她在证词中称：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符合市场经济效率。中国政府设立了生猪和冷冻肉储备，用以干预猪肉价格。中国的食品市场不是自由市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意味着基于规模经济和更高效率的收购原则不适用于中国；
◆猪肉在中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行业，虽然中国在生猪饲养和猪肉加工方面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对史密斯菲尔德的收购和其他类似交易的结果，将是高附加值的活动如生猪养殖离开美国而被搬到中国。美国将失去其在食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食品供应上将不得不依赖中国；
◆中国在诸如太阳能、玻璃(1371,-28.00,-2.00%)、造纸和汽车配件等行业的全球价格优势建立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额补贴基础上。以免费土地、低廉原材料、能源以及贷款等形式的补贴，占到这些行业总产值的30%。双汇“几乎可以肯定从河南省政府获得了大量的补贴”。
◆虽然在双汇的股权结构中，两家中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高盛和新加坡财富基金的股份共占到47%，但它仍然是一家深受中国政府影响甚至是由政府控制的公司。双汇在深交所的上市证明了它与政府关系的密切，因为在中国只有国有企业能够公开上市。双汇对史密斯菲尔德的收购并非是“孤军奋战”。
◆史密斯菲尔德旗下品牌进入中国将导致中国企业对其模仿。一些中国生产的仿制品将会被出口到美国以次充好，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
◆虽然自己的产品已经成功进入很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巴西、北美和欧洲)的高保护性产业，但中国对 一些国内产业仍会针对外国资本或进口进行保护。
另外两位证人，史密斯菲尔德公司CEO 拉里·波普(Larry Pope)和来自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的全球化专家马修·斯劳特(Matthew Slaughter)，在听证会上详细介绍了史密斯菲尔德并购案。他们将支持该交易的理由部分地放在针对双汇的批评的反驳上，但更多的是强调并购能够为美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
◆全球性公司的美国子公司，虽然不到美国商业总值的1%，但为美国生产率的改善做的贡献却不成比例地突出。在美国经营的外国公司贡献了5%的全美就业、6%的国民总产出、14%的研发和投资以及18%的出口。(斯劳特)
◆在美投资的外国企业常常是各自行业的领头羊。美国现在有超过2200万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是提高经济增速和提供就业机会的核心途径之一。批准史密斯菲尔德收购案，将向其他中国或外国企业传递重要信号，即美国是欢迎外来投资的。(斯劳特)
◆收购可以极大地惠及拥有46，000名员工的史密斯菲尔德和它的供应商、社区和消费者以及收购方双汇，可以增加美国对中国的猪肉出口——因为外国供应商的身份，史密斯菲尔德目前对中国的猪肉出口还受到很大限制。不仅仅是史密斯菲尔德，整个美国的生猪养殖和猪肉加工产业都可以从迅速增长的中国需求中受益。(波普)
◆双汇的高管层已经表示保持史密斯菲尔德现有产品高标准的决心。并购之后不会有任何改变。拥有史密斯菲尔德将会帮助双汇改善自身的产品标准。通过这样的方式，收购将会让全球的食品安全形势变得更好。(波普)
◆交易不会导致中国的食品进口到美国，在任何情况下，美国的食品进口都需要遵循严格的管控机制。(波普)
◆仔细检查每一项重大的中国对美投资没什么不对，但针对食品行业并购的过度担忧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正常。跨国公司一直以来都在美国的食品行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许多其他行业也是如此。2010年，外国企业在美国的分公司解决了207，400名美国工人就业，出口了价值68亿美元的产品。这桩收购理应被通过。(斯劳特)
关于双汇—史密斯菲尔德收购案的激烈辩论，帮助中美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理清了它需要给出的结论，并据此形成对国会的建议。辩论也展现了美国等国家关于是否应该欢迎中国投资上存在的巨大分歧。
2012年，中国海外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14%，两倍于中国GDP的增速，达到770亿美元，占到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的69%。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包括新建和并购)增长了48%，达到54亿美元——但和流入美国的外国投资总额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比例也很小。
要实现在205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中国需要全世界的配合。随着中国的壮大以及经济的再平衡，中国公司将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海外的市场、产品和技能，来持续提高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如果最大的“非中经济体”——美国抵制中国这种自然的扩张，中国谈何成功？
这也是为什么关于中国海外投资的讨论非常重要。一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各方面强大的经济参数，客观上要求它进一步地通过海外投资融入全球经济；另一方面，各国在经济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为经济融合设置了有时看起来无法逾越的障碍。
中国投资的迅速增长意味着对海外社会更大范围地介入，直接和当地的民众发生联系。很多外国人会发现自己正在服务的是一家中国公司，甚至是中国人老板。中国公司海外经营现在已经无法回避直接面对主人，它们自身正在变成所在国家的企业公民，需要向该国纳税，并遵守其法律和文化。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的各项政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出口在1998-2010年间的大爆发，但却是以跨国公司和它们在中国的采购制造了巨大的出口需求为前提。当跨国公司把中国劳动力引入全球经济体系时，西方国家看到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同时省去了飞越千山万里强迫自己融入中国文化的麻烦。
今年的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重提了涵盖所有经济部门和投资阶段的中美双边投资协议同时，提到了这桩重要的收购案。此前的2008年，两国曾讨论建立这样一个双边协议，当时中方未将服务业放在讨论之列，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和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此协议被搁置下来。
这一次，中国的服务产业将进入讨论范围，自2008年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2012年的海外投资规模已经是2008年时的两倍，而当时的美国将要面对的则是一场空前大萧条。这之后一个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对于提振经济和改善就业已经至关重要。相比五年前，中美今天都更乐于用建设性的方式来对待这一关键议题。
强大而无法阻挡的经济潮流凸显出双汇—史密斯菲尔德案的重要意义。华盛顿方面对于该交易的批评是不合时宜和不明智的。例如，双汇国际的财务状况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么不透明，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很多银行分析师都为其撰写过财务报告，表明它的高成长和良好的收益能力；它实际上也并非由政府控制，如听证会上两个专家渲染得那么严重。
如果收购最终通过了CFIUS和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审核，中国公司将有足够的勇气将美国视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扩张平台。否则，它们将继续避开美国，而将投资重点放在欧洲，后者在2012年吸引到了中国公司海外并购的33%，在欧洲，中国公司面对的投资限制要少得多。
中美经济关系出问题必将损害到美国经济自身。很多中国人不明白美国人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反对这桩并购，他们会将这样的拒绝看成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又一具体体现。这样的代价无疑是高昂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张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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