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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持续发酵，美国福喜集团7月27日发布公告宣布收回上海福喜生产的所有产品，并开始对“现任及前任高管人员可能存在的不尽职行为”开展彻底的内部调查。据记者了解，福喜总部的支持团队已陆续抵达上海。公司所有人谢尔顿·拉文在早前的声明中曾表示，这次在上海工厂发生的事件严重违反了集团信奉的原则和赖以生存的价值观，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错误。截至目前，上海市食药监局已发现上海福喜涉嫌“问题食品”麦乐鸡18吨，烟熏风味肉饼78吨、小牛排48吨，共计144吨，涉嫌问题食品已全部控制，并已抽样送检。上海市食药监局新近还查实了6个批次“篡改保质期”的烟熏风味肉饼，共计4396箱，每箱7.2公斤，但已经销售了3030箱，剩余产品已被封存。
福喜事件社会影响恶劣，波及全球，可谓食品领域的一场地震，针对此次事件，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示，“在上海，不管什么企业，只要违法，都必须依法严惩。”
韩正强调，食品安全无小事，事关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安全，政府各监管部门必须坚持“五个最严”，从标准、准入、执法、处罚、问责各环节落实依法从严监管的原则。福喜事件的查处过程必须准确、及时向社会公开。对任何违法行为，都必须依法严惩，政府监管部门只有真正做到依法、严格、严肃，才能体现公信力，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让人民群众满意。
就福喜事件以及所折射出的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新民周刊》专访了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林东品。
追责能追到哪个层面
《新民周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日前强调：在上海，不管什么企业，只要违法，都必须依法严惩。你认为，福喜事件的法律责任追究分几个层面？
林东品：福喜事件被上海媒体曝光时，我正在家里吃饭，看到电视节目，想到的首先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福喜”，应该说，福喜的生产环境、流程是我们国内很多企业根本做不到的。第二个问题，福喜虽然是一家外资企业，但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使坏”的都是中国人，从中高层到一线工人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这样一家此前在国际上口碑甚好的企业，到了中国后就水土不服，或者“入乡随俗”了。这个板子该怎么打？
就法律层面的责任，可以有三块：一、刑法上针对食品生产的两种行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福喜公司应属前一种；二、在行政法上，我国有食品安全法，可以对福喜公司进行停产停业的处罚，当然，还可以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这也就意味着将其逐出市场，以上是针对企业的。那么针对具体责任人呢，依照法律，可以限制其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当然，行政处罚上还可以对福喜进行罚款，但我觉得对这些企业惩戒意义不大，更何况罚款在我国存在高举轻放的现象；三、民事责任，如果消费者出现人身损害，可以主张赔偿。
《新民周刊》：公众对福喜事件的认识可能正如你所述，即便出现这样的丑闻，它的生产环境、流程也还是国内很多企业所无法企及的，到底雇主的授意下，擅自做主为企业的最大利益冒法律风险吧。
林东品：这也正是公众所关心的，此次事件发生后，追责能追到哪一个层面。毫无疑问，福喜事件是一个单位犯罪，单位犯罪按照法律规定是双轨制，对单位处以罚金，对自然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有一点可以推断，福喜这样的一个企业，不可能是某一个人为了个人利益去实施这样的违法行为。
《新民周刊》：福喜连累到了下游一系列的知名洋品牌，比如肯德基、麦当劳，下游企业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林东品：如果明知福喜的违法行为，那么下游企业肯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然，现在我们通过媒体的曝光看到麦当劳来工厂检查时，福喜会事先做好准备，欺骗下游企业。但即便如此，下游企业肯定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接受行政处罚，因为至少这些下游企业对自己采购的原材料没有尽到很好的监管责任。
《新民周刊》：肯德基、麦当劳的原材料安全问题一直争议不断，比如此前的“药物鸡”、“速成鸡”风波，有一种声音认为，在中国整体堪忧的食品环境下，肯德基、麦当劳很容易会因为原料供应商的问题而受到牵连，“背黑锅”，统统归结为肯德基、麦当劳的问题，你认为这些洋品牌冤不冤？
林东品：中国的食品安全形势确实很令人担忧，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现实，作为一家在本土的洋企业，不可能原材料全部都从国外进口。但只要肯德基、麦当劳提供的食品有问题，他们就不存在冤不冤的问题，你不能因为中国整体的市场问题，就可以放任、就可以采用“问题原材料”。
怎样监管才有力度
《新民周刊》：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很多时候是冤有头债无主，比如最近发生在湖北的转基因大米还有此前湖南的“铬大米”，责任主体查找起来有大的难度。
林东品：食品安全问题重点还在解决源头问题。
《新民周刊》：你讲到源头问题，为何屡出丑闻，中国的消费者对洋品牌还是趋之若鹜，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消费者对肯德基、麦当劳这些洋品牌的原料把控、流程监管、生产管理总体上还是相对比较信任或者有更高的期待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林东品：所以说，尽管在法律层面上，要对洋品牌与本土企业一视同仁，但我们对洋品牌可以也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这并不是吹毛求疵。因为公众对它的期望更高，洋品牌所承担的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也就更高，出一点小问题都会被放大。洋品牌应该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样才能起到引领作用。
《新民周刊》：福喜事件的爆发源自媒体的曝光，韩正书记也充分肯定了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当前，市场上出现的新生产方式和新流通模式，对政府监管体系和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监管部门的发现能力、技术水准提出了新的挑战，只有时刻警醒，时刻举一反三，主动作为，有监管漏洞就堵住、发现问题就及时查处，才能主动、准确、全面地把握食品安全工作的整体情况，不断完善监管工作的体制机制。
其实，监管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每一次食品领域出现丑闻，都会谈到监管问题，谈到了令人疲劳的频率，但还是必须要谈，因为好像永远跨不过去这道坎，监管的问题似乎永远解决不了。
林东品：监管当然有很大的责任！当然话一说回来，也要反思目前的监管力量能承担得起它的监管责任吗，我们的监管手段、力量配比能否适应现在的监管形势？我认为监管力量上还是比较薄弱的，但即便再强，也不可能把所有人力物力放在监管上，重要的还是在市场规则、诚信体系的建立，光靠严刑峻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中国必须对食品安全的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评估，研究背后根源，否则针对一个领域展开一次大规模的整顿，很快你又会发现重回原样。
《新民周刊》：你刚才讲到诚信体系的建立，这个想法在当下的中国会不会太奢侈了？
林东品：说明大家真的都太悲观了。中国的市场问题很多其实是做人的底线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引导，市场经济的秩序需要两个手段维护——法制与诚信，光靠一样都不行。通过一个刚性的市场规则建立诚信体系，一旦进入黑名单，企业将寸步难行，来倒逼企业自律。
链接：鼓励企业内部检举？
《新民周刊》：韩正书记强调，食品安全问题全社会高度关注，“福喜事件”的查处过程必须准确、及时向社会公开。
林东品：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做到完全的信息公开，必须将与此事件关联的所有企业进行曝光，否则标志性的事件会被大家理解为个体性的事件，只知道一家“福喜”，不知道其他存在问题的企业，一些企业存在侥幸心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
《新民周刊》：监管力度不够，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机制来鼓励、保护企业内部的人员检举揭发？
林东品：通过知情人举报，这个效果在中国目前是很有效的，知情人的范围很宽泛，可以是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工人，也可以是流通环节的司机或者消费者。虽然我始终不认可这个社会可以去培育检举文化，导致人与人之间充满提防，那会带来更高的社会成本。但在特定的某一个领域，比如食品领域，这也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而且效果明显。
《新民周刊》：很多人认为食品安全关系民族存亡，尤其是转基因问题。中国很多问题都很严峻，比如酒驾一度被视为公敌，但提高惩处力度后得到了有效遏制，食品安全问题是不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林东品：你的意思是食品生产犯罪的惩处力度过低？酒驾、醉驾入刑后犯罪率确实降低了，这是因为酒驾一般不会有利益驱使，但食品问题就不一样了，有点类似毒品，虽然贩毒最高可判死刑，但受利益驱使不还是会有人以身试法嘛！
解决食品生产犯罪，主要还是要建立市场准入机制、建立黑名单，但酒驾问题的解决对食品问题也不是没有借鉴意义，酒驾为何能得到有效解决，就是因为任何人一旦踏上这根红线，谁都不敢去打招呼。
食品问题也是如此，只要政府真正下定决心，找准办法就一定能解决。而且我认为，只要食品领域的问题解决了，对其他领域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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