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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球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充裕的现金和低利率前所未有，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全球经济在同样的环境中呼吸，也面临自己独有的问题和机遇。
高房价、低利率在未来一年会如何影响企业家、创业者和大众？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有哪些？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是否会推动中国经济再次引领全球？
本期新京报年度策划《看2017》采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为大家呈现一个在2016年逆势前行的新希望，是如何实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小编提醒：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他出生于1951年，其创业实践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起步的1982年，当时以饲料、养殖为主业打造新希望企业集团，同时于1996年参与发起成立民生银行。2016年，胡润百富榜，刘永好家族以425亿财富排名第30位。
作为改革开放后涌现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刘永好创办的新希望集团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稳步前进，从最早的“饲料大王”，到逐步成为以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为主导，并在资本市场全面布局的国际化企业。
刘永好以农牧食品为主业，金融助力的全产业链整合近年来活力彰显。2017年，刘永好更看好大健康、大医疗行业的发展。
上半年，刘永好减持民生银行股份的事情引起媒体关注。对此，刘永好称，作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其对于民生银行仍然看好。近一段时间，由于集团需要资金培育新的增长点，比如百亿资金投入的养猪产业等等，此外，新希望希望在金融领域取得更好的成绩，并且已经全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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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投88亿元养上千万头猪”
新京报：小、散、不挣钱是对传统农牧的看法，你怎么看农牧产业的发展？
刘永好：农民工进城务工，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4到5万元，在农村无论是从事种植、养殖，没有一定的规模，往往收入不及进城务工的一半。
以养猪为例，过去养10头猪就算养殖大户、每头猪能带来150元的收入，10头猪一年只能带来1500元的收入。这种情形使得很多人不愿从事种植和养殖。这倒逼着种植业、养殖业往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你觉得怎样解决规模化养殖的问题？
刘永好：规模化养殖的农户，需要面对防病、品种、销售市场等问题，农民这方面还需要帮助，那么这就是需求，新希望正在做这件事。
第一，在育种方面，能提供全世界最优的海波尔种猪；第二，饲料方面，新希望在饲料生产方面全国规模最大，最有优势；第三，在科学养殖方面，公司的技术服务人员可以帮助农民制定一系列科学的养殖计划，包括，怎样合理的用药，防止交叉感染，合理的搭配饲料营养等等。
同时，新希望在销售方面，可以跟农户签订合同，不管市场如何、猪价如何，养殖户每头猪的收入标准是150元，与我们合作的农户一年至少能出栏1000头猪，算下来一年夫妇两人的收入不会低于15万。
对于农民来说，有人帮助解决资金问题，食品安全问题，防病治病以及市场的销售问题，组织起来力量大，这就是现在的公司+家庭农场+合作社的模式。我们准备用3年左右的时间，投资88亿元，养殖上千万头猪，目前推广势头很好。
中国很多农牧企业也是按照这个模式在做，我认为这个模式可以基本解决中国肉蛋奶的供给问题、也能够较好的控制食品安全问题，可以一定程度解决“猪周期”带来的物价波动，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
新京报：怎么解决农民规模化养殖的“本金”问题？
刘永好：一年产1000头猪的养殖场，大概要四五十万，农民可以自己出20万，或者再少一点，然后根据与我们的合同，由合作体系内的金融担保公司，统一跟银行谈贷款事项。
同时，所有贷款专款专用，用于体系内部的合作经济组织，用去买猪苗、饲料等生产资料，不会被挪用。这样，在合作体系下，能够把农民的积极性、银行的积极性、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新京报：你怎么看农牧企业的“出海”？
刘永好：中国正在进行供给侧改革，在食品消费领域，百姓的消费需求发生改变，过去是在吃得饱，现在是怎么吃得更好。
举个例子，20年前，鸡肉最贵，羊肉、牛肉便宜，现在反过来，这说明百姓的消费在升级。在国外，包括澳洲、南美有较好的自然条件适合畜牧业发展，能够向国内市场提供很好的高端蛋白，这就促使公司加快这方面的国际布局。
新京报：澳大利亚的农场很难收购，你是怎么做的？
刘永好：收购一家澳洲的农牧场，需要牵涉到农场的土地资源、水资源，谈判难、获得当地政府的审批也很难。我们采取的是合作、联合的办法，形成共赢的局面。新希望联合其中，新希望乳业持最大股份。
整个团队采用本地化策略，充分考虑当地合作伙伴的利益，也充分考虑对当地社会的价值，形成共赢的局面因此能够得到澳大利亚政府、企业家、农场主的认同，减少社会的矛盾。这种联合的形式，就能规避所谓的政策壁垒和当地民众对外资进入本地市场经营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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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实体经济压力依然不小”
新京报：民生银行为你公司带来很高的投资回报，你最近减持了民生银行，这是为什么？
刘永好：我们仍然是民生银行的大股东之一，仍然持续看好民生银行的发展，这点不会变。但民生银行作为一个孩子已经长大，公司发展进入稳健期、成熟期，同时我们自身主业的发展也对资金有持续的需求，为此我们希望做出调整，培育新的增长点。
新京报：新希望是否打算成立金控集团？
刘永好：在金融方面，新希望已经积累了一定基础，旗下有证券公司、财务公司，投资银行体系、金融担保与保理公司，同时我们自己有储备的金融人才。
下一步，我们也积极考虑，在合适的条件和机会的时候，参与人寿保险的投资。但是否马上成立金控集团还没确认，我们不希望只是名头的问题，重在实质。
新京报：目前对于经济形势看法比较分化，作为企业家你怎么看中国的经济形势？
刘永好：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有一个调整期，我认为是正常的。前几年，企业家间讲的是规模，你有规模，就有效益和利润，这在产品平衡时期是正常的。
但在产品过剩的时候，你规模越大，亏得越多。比方说钢铁，你的规模再大，每生产一吨钢铁都处于亏损的时候，规模就成为反义词。这需要企业家适应市场，在新格局下有新的成长方式。
以农村养殖业为例，新格局下，企业需要组织形式创新，以及配套的金融结合、食品安全、供给产业链等多方面的解决方案，这是需要做的转型。对于城市工业制造业，单纯的规模已经远去，现在需要更加适应市场的、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中国经济正在处于转型期，所以说对绝大多数传统的、以实体经济为主的民营企业将会面临相对的压力，过去这一年压力非常大。我相信明年压力还会大，当然那些先行者，他们转型快发展的好，就有可能率先走出去，但对于很多传统的转得慢的企业来说，难度还会增加。
新京报：今年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刘永好：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很多民间投资的传统行业处于过剩的状态，在过剩的行业中，很多企业不赚钱，甚至亏钱。所以民间投资下滑有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原因。
另一方面，目前企业发展的综合成本较高，工资刚性增长，环境保护增加投入，以及各项税费不低，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们企业家也在通过合适的场合，呼吁国家适度减免税费，增强民营企业的竞争力，也使民间投资更加蓬勃，希望政策“组合拳”能早见效。
新京报：地方政府不作为是不是民间投资下滑的原因？
刘永好：中国很大，我们企业在全国有几百家子公司，有的地方政府很努力，但有的地方政府确实存在不作为的情况，有些人称之为，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但事更难办了。我们也碰见过事情难办的情况，我们相信政府会有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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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畅满意，打85分以上”
新京报：新希望的转型是较快还是较慢？
刘永好：新希望的转型较快，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干部年轻化，在农业食品部分，刘畅，我的女儿来做董事长，现在公司事务基本由以她为首的团队决定。
有人说刘畅接班是一种姿态，是一种信号，就是带年轻人走上了核心管理岗位，是的，像我们整个集团，我们最高层的管理者，从五十多岁降到了现在的四十岁、三十岁这样一个格局，这种改变意味着活力、创新，并能更好的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转型取得的最大成就。
第二个，体系发生改变，从过去的饲料、养鸡养鸭发展为农业食品的产业链运营。同时，我们设置了较好的股权激励制度与约束机制。第三就是要发展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面向终端卖场、采用互联网营销等等。
新京报：你对刘畅三年的工作满意吗？
刘永好：对刘畅的工作感到满意，她和她的团队有很多创新的想法，并且执行力非常强，今年公司的业绩不错，最重要的是公司在转型，一批年轻人在成长，让我看到了希望。我给她打85分以上，当然还需要对行业不断加深了解。
同题问答
新京报：2016年，你对哪个经济事件影响最深刻？
刘永好：G20峰会，使得中国的影响力更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中国蓬勃兴起，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进步可能会带来新的格局，这是中国的未来；另外就是中国的经济调整，今年的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很快，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增长快，民间投资增长更快，但现在民间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全国投资增速，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此外，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走出去。以前中国以纯引进外资为主，后来既引进来也走出去，现在逐步变成以对外投资为主的格局。
新京报：假如你2017年开始创业的话，你会选择哪个行业？
刘永好：假如说我是刚刚大学毕业，那么最重要的是我想做什么，找到我自己的爱好和我最感兴趣的事情，努力的工作，学习了解，知道懂得更多的东西。假如说自己适合打工，适合做职业经理人，那么继续做。
假如说觉得自己学会了弄懂了，而且个人有很大的抱负，我们再创业。最好自己喜欢的这个事，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相呼应，比方说，互联网经济、农业的转型，大消费，大健康都非常有前景。
新京报：2017年哪项改革措施是你最关注的？
刘永好：2016年8月底，中央深改组通过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制化有关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迈出了中国产权保护法治化实质性的第一步。
我认为这个令人振奋，中国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将会有更健全的法律为其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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