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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猪业”粉丝对牧原近期遭受舆论的看法文章介绍：“中国猪业”微信公众号的一位粉丝曾任职于牧原，在2023年因个人原因离职。近期，牧原被舆论的声音较多，这名粉丝与“中国猪业”微信平台取得联系，以较为客观地角度揭示了牧原一些本来的面貌，同时也希望读者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和理解牧原。
近期，关于牧原的舆论较多，也存在很多争议。因笔者之前曾在牧原工作过一段时间，个人认为这样一家公司不应受到如此非议。笔者于2017年加入牧原，2023年因个人原因离开牧原，6年时光，见证了牧原的成长和壮大，对牧原的管理和发展多多少少的有一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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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背景
2021年7月后，我国的猪肉市场逐渐进入“寒冬”。生猪市场的幸福来得有多突然，“寒冬”来得就有多猛烈，截至目前，此次“寒冬”已经超出想象。在生猪行情低迷期，牧原遭受非议，特别是承包制背后的大量裁员，笔者认为这或许是某些人故意为之，其动机尚不清楚，或许只是为了博取眼球，岂不知如此行为已经害了许多人（作为媒体人，专业或非专业的，都应该本着还原事实真相为目的，而非断章取义，博取流量）；抑或是扰乱生猪市场！
从笔者个人的角度而言，牧原是一个比较良心、公平的企业。笔者有感于秦总的三个故事进入牧原，在牧原的六年中，牧原的整体作风也确实如此。在笔者入职的企业文化培训中，秦总曾说在牧原混不下去的人，在社会上不会混的很好。当时认为太夸张了，现在想来，或许是牧原本就聚集的是一类人。至于说牧原有坏人吗？答案是肯定的，“好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叫声还都不一样”，这个比喻可能不巧当。笔者对牧原整体比较认可，牧原也在努力做熵减，减少企业内部的负能量。
在牧原，有很多人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很多人包括小学毕业生、中专毕业生、大专生乃至保洁等，他们有的成为段长，有的成为场长，甚至有的成为总监。当然，一方面需要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机遇；同时，也有很多人失败了，其中不乏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并不一定是他们能力不行，可能是他们之间互不合适，也可能是缺乏一定的机遇。
当前，外界对牧原的说法无非是3点，①抬高猪价，使老百姓吃不起猪肉；②抢老百姓的饭碗，养的猪多，导致猪价降低，让很多散户破产；③公司管理使用承包制，大量裁员，使许多工人失业等。以上3点，除了第3点是公司能够决策的之外，前面2点都不是一个公司所能左右的。且不说现在牧原公司的生猪体量达不到垄断水平，即使联合其他公司，依然达不到市场份额的20%，更不要说这是国家所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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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中国生猪市场与牧原
2018年8月，非洲猪瘟传入我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在全国点状散发，现在想起来，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境遇的可怕，明明昨天还感觉病毒离自己的场区很远，到本场至少还需要几个月时间，可第二天就已经来到了场区。非洲猪瘟已经存在了100多年，甚至到现在依然是不治之症（只不过现在猪场防控手段升级，没有开始那么严重了）。当时国外已有的控制手段就是猪场清空，将猪舍漏粪板扒出来全部浸泡清洗，猪舍也要空栏6个月以上。其中，空栏6个月以上，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基本打消了提前复产的可能，对猪肉产能的恢复几乎是“灭顶之灾”。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占世界总猪肉量的57%；而且，中国是世界上猪肉生产最密集的国家，地域之间的隔离做起来相对困难，一旦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其防控难度将将很大。当时，可以预知的是中国即将面临猪肉的空档期，在一定时间内，猪肉的产量将会少的可怜，会成为有钱人的奢侈品。
万幸，牧原首先通过以往的案例和论文材料（世界上并不缺少防控非洲猪瘟的材料和案例，缺少的是可行的，能够一针见血的应对方法），研究透彻非洲猪瘟病毒的生存条件和传播途径，然后在以此为基础上，牧原顶着巨大的压力进行了“拔牙式”管理，即一旦出现异常猪，停止一切趟（转）圈行为、注射行为、挑猪行为等，尽可能地减少与猪的接触，尽可能地减少猪与猪之间的间接接触，尽可能地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
事实证明，这项举措是可行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保住了中国猪肉市场的产能，笔者个人认为这是首功，同时为战胜非洲猪瘟建立了非常大的信心。然而，“拔牙式”管理并不是牧原的首创，国外也进行过一些尝试，不过都失败了，只能说在理论上行得通。可想而知，牧原是在什么样的执行力下将这项理论变为了现实！
此外，牧原在对非洲猪瘟病毒认知的基础上，进行了阳性场区复产。其难点就在于打破场区需要空栏6个月的净化期。空栏6个月是相对稳妥的方式，但对于场区和社会都是不能接受的。牧原测试了大量的消毒剂以找到最合适、最有效地消毒产品；也尝试了很多的猪舍和场区的处理方法，如猪舍内部涂抹生石灰，料罐及料管用消毒液清洗，使用不同的温度对猪舍单元进行烘干等。最终，不断有复产成功的案例产生，为中国猪肉产能的恢复提供了希望。
牧原虽然采取防控和复产的措施比较及时，但中国猪肉市场因非洲猪瘟疫情仍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接导致2018年底至2019年初猪价极低，2019—2020年的猪肉高价。重所周知，猪肉的价格是由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的。2018年8月，非洲猪瘟刚进入我国，导致大量猪场受到影响，万幸的是非洲猪瘟只对猪产生影响，对人无影响，因此2018年底猪肉的价格便宜的可怜，是因为大面积受影响的猪场抛售猪肉的结果；副作用来的也非常明显，2019年5月份以后，猪肉价格开始疯狂飙升，原因是市场的猪肉已经大面积减少，猪肉的供给明显不足。
正是这一段时间的猪价飙升，使资本发现生猪市场巨大的投资价值，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生猪养殖行业，生猪养殖行业迎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爆发期。只是，没想到的是，针对非洲猪瘟这一世界难题，我国会控制的如此迅速，在大量流入资本的支持下，生猪的产量恢复的也非常迅速，导致2021年7月份以后猪价急剧下降，同样是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结果，而这次是供给大于需求。
生猪不像其他产品，生猪到了一定日龄以后，采食量增加，但生长速度已非常缓慢；如果限制饲喂，还可能导致生猪体重减少，因此到达一定日龄段后，必须进行销售和屠宰。所以，生猪市场受资本的支持，生猪产量一直提升，导致猪肉价格持续降低。后续的发展也很容易预判，由于猪肉价格降低，资本开始退出生猪行业，养猪能力较弱的企业或散户也逐渐退出生猪行业，唯有养猪实力强，生产成本低的企业或散户才能坚持下来。同时也可以预见，后续的猪价还会上升，直到足够资本进来，产量增加，猪价降低。猪价就是遵循着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既是经济规律，更深层的是人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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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牧原的发展与使命
可以说，2018—2020年是中国养猪业最灰暗的2年，同时也暗藏了巨大的机遇。牧原公司之所以能成功，个人认为一是时机、机遇，二是其自身的独特性。当然，公司的文化和技术基础等都非常重要，但在这个故事中，其自身的发展模式更为重要，也是根本。
在非洲猪瘟发生前，中国最大的养猪公司是温氏，其生产模式为“公司+农户”，记得其年出栏量大概为2000万头以上，而牧原的生产模式是公司自建自繁自养，在2017年才达到了年出栏量1000万头，当时笔者师父高兴得发了朋友圈，之前毫无感觉，现在想来也是一大创举。
“公司+农户”和自建自繁自养2种模式，并不能简单地说哪种模式好，或哪种模式不好，各有优劣，各有其发展的环境。“公司+农户”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发展速度快，其劣势也比较明显，首先是猪肉品质不能做到完全保证，其次是技术落地速度较慢；自建自繁自养模式缺点比较明显，就是发展速度比较慢，产量的增加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但其优势是管理力度大，执行力强，能够将公司制度和先进的技术迅速贯彻到一线，且其猪肉品质更容易得到保证。但是，在非洲猪瘟背景下，自建自繁自养种模式暴发了前所未有的潜力，一时之间竟有“扶摇直上九万里之势”。
自2019年开始，牧原的养猪规模确实增加了，一些散户也确实退出了，多数人认为是牧原抢了散户的饭碗，但散户的减少并不是牧原养猪规模增加的结果，而是生猪市场发展和进化的一个结果。然而，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自改革开放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所面临的竞争，从来都不是内部竞争，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外部竞争的威胁。中国的养猪成本约15元/公斤，而国外的养猪成本要远低于此，美国6.36元/公斤，加拿大6.24元/公斤，巴西中西部为5.82元/公斤（见附表）。
图1 全球11国养猪成本总计（元/公斤）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猪肉价格根本不具有竞争力，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难免会有走私现象的产生，同时也对我国的肉品安全产生影响，甚至会产生猪肉倾销。因此，我国的生猪殖至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猪应该由牧原养，还是散户养，而是如何能够将养猪成本降下来。笔者认为只有将养猪成本降下来，才能拯救中国的生猪养殖业。这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个公司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是由规律、规则决定的。顺应规律的，可能会被消灭掉；不顺应规律的，则会被痛苦地消灭掉；唯有掌握规律的，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除此之外，我国好多行业的关键技术或资源依然被国外垄断，这也导致某些产品生产成本比较高，或者不具备独立生产的能力，只能依靠进口，如种子，种猪等。如果不能在这些领域打破垄断，那我国就会一直受到国外的制约，以后想要再发展就会更加困难。例如美国三大粮商公司ADM、邦吉、嘉吉基本垄断了全球90%以上的种子市场。2021年我国农作物种子贸易金额达10.1亿美元，其中进口6.8亿美元，出口只有3.3亿美元。
养猪行业同样如此，所饲养的生猪大部分是由国外的种猪配种所得，即使购买了国外的种猪，大部分也是遗传性能有所限制，即良好的基因只能表现在下一代，下下一代的生猪基因已经不具备优良的生长性能了，而牧原公司是笔者所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具有种猪自繁场的公司。
因此，客观而言，需要一些人或团体或企业站起来，特别是一些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集中力量打破国外的垄断。这个团体不一定是牧原，但现如今而言，唯有牧原才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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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自我变革与机制探索
关于承包制，笔者认为是牧原的一次制度创新，笔者认为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这是建立在自我优势上的一种变革。在笔者要离职时，也听到了一些关于承包制的风声，对其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笔者认为机制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更有意义。
战国时期，列强纷争，其中秦国形势尤为险峻。秦国地理位置最为偏僻，人员素质也比较低，亟需一些改变。恰逢此时，秦孝公遇到了商鞅，商鞅进行了一些列变法，如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另商鞅实行军功爵制，使真正有贤能的人有机会出人头地，这极大地提高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商鞅的一系列变法使得秦国很快富强了起来！这就是制度创新，虽然商鞅并不是伟大的发明家，但通过机制创新，快速地改变了秦国当时的处境。可以说，制度创新，比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更为有影响力，也更加需要创造力。
在战胜非洲猪瘟和降低成本的过程中，牧原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创新，如巡检机器，板下推粪机器，精准通风，智能饲喂等，但当下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员工的内驱力还略有不足。虽然有相当多的高薪案例，段长案例，场长案例等，但依然有部分人的内驱力不足，根本上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打工的，这也是与“公司+农户”相比一个比较大的劣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司早在2018年上半年就进行了薪酬制度改革，由指标结算方案（员工只为指标负责，不为结果、利润负责）改为利润结算方案。利润结算方案，即员工从自己所负责的养猪阶段的利润中拿分成。此方案一方面解决了之前人均养猪量少的问题，因为养得多不一定赚得多，一方面解决了工资上限的问题，即员工动力不足的问题。
记得刚改革的时候，笔者还在当段长，由于当时情况比较特殊，一名员工养了3个1200头猪的单元，一个批次下来，挣了两万多块。这一绩效方案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员工打工人的性质，也即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员工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的问题，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员工内驱力的问题。相信承包制是在以上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是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科学的解决办法。
从管理上讲，制度决定了员工打工人的性质，就是一种被管理的状态，既然是被管理，员工难免有懈怠，这在无形中影响了生产的效率，增加了养猪成本。一个场区一般有一个场长，两个段长，员工却有40～50名，如果依靠人对人的监督来提高生产效率，无疑是低效的。
承包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矛盾，它允许一部分有能力的人承包一些单元，并雇佣一些员工来组建一个团队，显然这样的团队结构比通过原有的工段制更为稳定，也更容易激发员工的自我管理和自我驱动。从整体上讲，这是一个公司风貌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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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现如今，生猪市场虽然不好，但确实使天下人都能吃上了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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