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差距
（一）资源创新利用、育种水平差距极大
我国54个黄牛品种的资源材料保存量居世界第一位，但牛种资源不但一直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反而越保越少，1种已经灭绝（荡脚牛）、1种濒临灭绝（樟木牛）、5种濒危（独龙牛、阿沛甲咂牛、三江牛、阿勒泰白头牛、舟山牛），2种牦牛濒危（斯布牦牛、帕里牦牛）。引进国外牛种是建国后我国肉牛育种的绝对主流，至今没有走出引种-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虽也支持黄牛品种选育，但与“引种”的支持力度相比，几乎可以忽略，由此，种牛产业已被国外掌控。而我国对畜牧行业之间不平衡的支持政策，导致肉牛研究资源（人才、设备、设施、场地）严重流失，其中之一是育种技术体系研究基础非常薄弱，总体水平比美、加、日、法、德、澳等国落后40至60年。主要在自主专用、泛用肉牛品种、种质提高、后裔测定、商品品质的研究和技术研发等方面差距极大。发达国家在种质资源、品种选育与提高的研发上分工明确，相互衔接。我国搞肉牛育种的科研、教学、资质企业不超过100家（从事种牛和精液营销的不超过50家），但都奄奄一息，能够维持已是奢望。
（二）饲养管理与营养调控技术研究进展缓慢
发达国家肉牛饲养管理和营养调控的研究和技术研发已达到标准化、精准化水平，其成功的做法是不但对肉牛饲料原料资源了如指掌，
而且有基于自身研究成果的饲料营养价值评价系统和在此之上支撑产业发展的肉牛饲养标准。而我国没有针对肉牛饲料原料进行资源普查，在饲养管理方面处于由耕牛饲养向肉牛饲养过渡、以总结改进农民饲养经验为主的阶段，在饲料调制上处于模仿奶牛、或者“有啥喂啥”、“琢磨着喂”的水平，在饲料营养价值评价和饲养标准研究上没有形成“人、材（饲料、牛种）、需（产业）”的连动系统，沿用国外模型或估算大部分参数，落后先进国家30-40年。原因一是我国肉牛产业是在分散的千家万户养母牛基础上建立的；二是我国在政治、产业、科研等政策上缺乏针对肉牛这个独特产业给予战略性的长期重视和指导。三是对饲养管理技术、饲料营养价值参数和饲养标准研究缺乏长期、连续的政策和经费支持。
（三）肉牛兽医医疗技术研究没有原始创新能力，产业缺乏医疗服务体系
发达国家有完备的肉牛兽医医疗科研和技术支撑体系，在科研上具有庞大、精干的研究队伍、先进的研究设施与设备、高影响力的原创性学术论文，在产业上技术研发与普及据点按需布局且层次分明、疫病预防能力强、用药少、治愈率高、信息共享面广。我国肉牛产业几乎没有原创性自主预防能力、缺乏栏舍旁快速诊治技术，更没有针对我国肉牛疾病的先驱性技术研发与储备，目前“兽医”系统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上报疫情和扑杀，因而产业上处于“平时不设防、有病缺兽医”、“病重乱用药”、“治不好就卖肉”的混乱状态。我国达到发达国家的肉牛兽医医疗体系的研发水平需要40年以上，重要原因之一是发达国家在肉牛疫病发生规律研究、防治技术的研发、普及与服务方面有立法保障和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有长期积累的过程，而我国的研究
主要依靠多变的短期项目支持，科技人员跟着“钱”走，缺乏系统性长期积累。
（四）宰后处理与肉品品质安全控制技术亟待加强
美国1927年实现了胴体分级和肉块流通分级、1996年推出分割肉分级标准。美、加、德、日、澳等发达国家均实现了分割标准化，近10年基本普及了从牧场到餐桌的全程追溯系统，再加上几十年来积累的肉质与卫生控制技术系统，保障着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和肉品安全。我国自“九五”以来在加工处理、牛肉分级等方面也研发了一些技术和标准，但大多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差，全程追溯也仅停留在不完整的片段演示和概念展示阶段，牛肉加工与品质控制的研究人才短缺、力量薄弱。这与我国该领域研究起步晚、没有稳定、长期的投入有直接关系。
（五）肉牛设施与环境控制技术研究几近空白
发达国家的肉牛场设计简朴、实用、不华丽，牛只非常舒适，投资适度、效率高，并且使用简易设施，投入堆肥、生物发酵等适用技术高效处理牛场粪污，追求环境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我国“五星”级和“草棚”级的牛舍并存，前者“人看着舒服，牛住着难受”、后者“夏不避暑、冬不御寒”的情况较为常见，而粪污处理虽多沿用传统堆肥技术，但由于养殖过于分散以及在粪便污染防治监管方面缺乏健全的法规体系，牛场的选址及建设、粪便的储存与土地使用缺乏严格细致的规定，农牧结合脱节，致使肉牛养殖较集中的地区，牛粪随意排放堆积现象普遍，既不能统一处理形成经济循环，又不能就地还田，还严重污染环境。原因一是我国对因地制宜的牛场设施与环境研究缺乏长期投入，技术和人才准备不足，另一是尚没有把肉牛场环境治理纳入议事日程。
（六）肉牛产业经济技术研发水平低
我国极度缺乏肉牛产业经济（包括生产、流通、供求关系）领域的研究手段和人才，没有形成基本信息与数据的采集、发布、利用、管理系统，肉牛产业经济的研发缺乏系统、客观、及时的数据基础。
（七）肉牛技术服务网络不健全
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技术扩散与推广，通过立法建立层次分明的推广、服务、信息反馈网络、科研与推广联动提高生产力。而我国相对于科研机构的数量和研发能力，推广机构的力量和规模不但渺小无力，还效率低下，在科研与农户（场）之间形成了有形无实的断层。例如，人工授精技术已十分成熟且可普及推广，但因推广队伍不稳且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受胎率低于、子宫炎症率高于先进国家。胚胎移植技术在发达国家作为常规技术发挥着威力，在我国却盘踞在大学和科研院所难于在生产上广泛扩散。主要原因，一是我国对技术推广系统缺乏足够重视，一是现有系统缺乏立法保障和完整的运转机制。
二、对策建议
（一）大力推进分工合作
政府应该通过体制改革和项目调控，逐步推进我国肉牛产业技术科研形成一个分工明确、相互衔接的高效率格局。中央级科研院所、大学以及部分优势产区的省级科研单位、大学主要做应用基础研究，其它省级科研教学和省级以下科研单位主要做技术开发和技术推广。
（二）加大第一线推广队伍建设、研究提高技术推广实效的机制和办法
目前仅有的技术仍不能有效普及，主要原因有二：“缺乏去普及的人”和自由分散的肉牛养殖形态难于进行普及。在肉牛养殖逐步由分散向集中过度的过程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推广队伍建设、提高技术的推广效率，为此需要研究立法、健全体制、完善运行机制和效率检验机制。
（三）加强长期和重点投入
一是通过肉牛产业技术体系资助。选择一批资源研究、营养调控、疫病防治以及肉质控制方面的研究项目，给予至少30年以上的长期稳定支持。研究方向自主选择，但选择后不可随意改变，也不搞短平快的目标考核。二是通过行业科技专项资助，选择一批育种、饲养与饲料、疫病防治、牛肉加工与品质安全控制技术研究的项目给予重点支持，而且经费预算中要大幅度提高人员费用的比例，使研究人员能够安心做研究，同时整合全国的力量。
（四）强化国际合作，设立专门的国际合作基金
一是选择性地加强与肉牛发达国家的合作，主要目的是提高我们研究的技术和理论水平。二是加强与牛源充足的国家、地理位置相邻或经济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进行合作，如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牛源丰富）、原苏联国家、日韩、阿拉伯国家（地理位置和经贸关系密切），为引进和丰富资源材料、肉牛产业走出国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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