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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重磅转向：“综合调控”背后的生猪产业变革信号
1.1 措辞之变：从“监测+调控”到“综合调控”的内涵升级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对生猪产能的表述为“做好生猪产能监测和调控”，彼时政策定位更偏向于监测者，主要通过数据收集、市场行情分析，对生猪产能波动开展监测预警，必要时采取调控措施，但调控手段较为单一，多以价格波动为导向实施干预。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这一措辞调整蕴含着深刻的政策导向转变，标志着政策从被动监测记录向主动干预转变，从局部零散调整向全面系统施策升级。
回顾2025年，我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101万头，产能调控已初见成效，但截至年底，存栏数据仍略高于正常保有量，产能优化仍有提升空间。这一现状为2026年生猪产能调控工作奠定基调，政策重心已从单纯的监测预警，前移至更为系统、主动的产能全流程管理。
这一转变意味着，生猪产能调控将突破单一价格干预模式，构建产能、环保、金融等多维度复合型调控工具体系。在产能管控方面，将精准调控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优化产能结构；在环保管控方面，将进一步提高养殖场环境准入标准，倒逼养殖主体推进绿色养殖转型；在金融支持方面，将通过信贷、保险等政策工具，稳定养殖主体资金链，保障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
1.2 政策转向的核心逻辑：破解周期性波动，锚定健康发展
2025年，我国生猪市场陷入深度低迷，全国生猪均价同比跌幅达23%，价格持续下行导致养殖主体普遍亏损。这一现象的核心根源，在于长期困扰生猪产业的“深亏—去产能—暴利—盲目扩张”周期性波动特征：在市场暴利阶段，养殖主体盲目扩大养殖规模，导致产能过剩；随后市场呈现供过于求态势，价格大幅下跌，养殖主体被迫压缩产能，形成周期性循环。
“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的出台，核心目标是破解这一周期性循环难题。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生猪产业发展目标从2025年的“平稳发展”升级为“供求平衡、健康发展”，这一调整不仅是措辞优化，更是政策目标的全面升华，凸显了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导向。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精准调控能繁母猪存栏量这一核心指标。能繁母猪存栏量直接决定后续10个月左右的商品猪供应量，是影响生猪市场供需平衡的核心变量。通过科学管控能繁母猪存栏规模，精准调节市场供需关系，可构建可持续的产业盈利生态，推动生猪产业摆脱周期性大幅波动，实现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二、产能修复现状：去化初见成效，结构性调整仍在路上
2.1 2025年产能调整核心数据解读
2025年是我国生猪产能深度调整的关键年份。截至2025年底，我国能繁母猪存栏量降至3961万头，较前期高点持续回落，其中第四季度降幅最为显著，单季度减少74万头，降幅达1.8%。根据《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2024年修订）》，全国能繁母猪存栏正常保有量为3900万头，正常波动区间为正常保有量的92%—105%（含临界值），即绿色区域。当前能繁母猪存栏量处于绿色区域范围内，但仅高于正常保有量61万头，已接近临界值上限，表明产能仍有适度调减空间。
生猪养殖具有明确的周期特征，当期能繁母猪存栏量直接影响约10个月后的商品猪市场供应量。2025年下半年，能繁母猪存栏量的主动调减，将有效缓解2026年中后期商品猪市场供应压力。随着产能调减效果逐步释放，2026年中后期商品猪供应量将得到合理调控，为生猪价格稳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2.2 头部企业先行：产能调减的实践样本
在本轮产能调减过程中，牧原、温氏等行业龙头企业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成为推动行业产能优化的核心力量。
以牧原股份为例，作为生猪养殖行业领军企业，2025年其能繁母猪存栏量从年初的362万头降至年底的323万头，调减幅度显著。为响应产能调控政策，牧原股份不仅主动压缩能繁母猪存栏规模，有序淘汰低产低效母猪，还严格控制生猪出栏体重，其生猪出栏体重从2025年5月的129公斤/头降至2026年1月的117公斤/头，通过减少头均产肉量，从供给端调控市场猪肉供应量。同时，自2025年6月初起，牧原股份全面停止向二次育肥客户供应肥猪，并停建全国范围内124个在建养猪场（合计规模约1200万头），以实际行动助力行业产能优化。
温氏股份同样积极响应产能调控政策，优化养殖策略，淘汰低产母猪、调整母猪群体结构，合理压缩养殖规模。尽管其未公开具体调减数据，但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其产能调整举措对行业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推动行业整体产能向合理区间靠拢。
头部企业在产能调控中的积极举措，既体现了其对行业发展趋势的精准判断，也凸显了规模化养殖企业应对市场波动的核心优势。依托先进的养殖技术、完善的管理体系及充足的资金储备，头部企业能够快速响应政策导向，灵活调整产能规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同时，规模化养殖带来的成本优势，使其在市场价格低迷期仍能维持合理盈利水平，保障企业稳定运营，进而推动整个生猪产业向健康有序方向发展。
三、行业新趋势：政策红利下，生猪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赛道
在政策引导下，我国生猪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逐步向高效、集约、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的多项支持政策，为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了路径，重点聚焦饲草料保障、生物育种产业化、龙头企业培育三大领域，推动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1 饲草料保障：从源头夯实产业链成本根基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青贮玉米、苜蓿等饲草料生产，这一政策举措对完善生猪产业链、降低养殖成本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传统生猪养殖中，玉米作为主要能量饲料，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随着养殖规模扩大，玉米供应压力持续加大。青贮玉米、苜蓿等优质饲草料的推广种植，可有效缓解玉米等能量饲料的刚性需求。其中，青贮玉米营养丰富，既能满足生猪生长所需能量，又能提升猪肉品质，同时其种植利用可实现土地资源高效配置，进一步降低养殖成本。
从产业安全角度来看，我国饲料原料进口依存度较高，尤其是大豆等蛋白饲料，对外依存度长期处于高位，导致生猪产业易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贸易摩擦等外部风险影响。通过扩大青贮玉米、苜蓿等本土饲草料生产规模，可有效降低对国际饲料市场的依赖，增强生猪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
优质饲草料的稳定供应，还能提升生猪养殖效率：生猪采食优质饲草料后，生长速度、免疫力均会提升，养殖周期缩短，养殖效益显著改善。同时，这一举措也将推动“粮经饲统筹”的节粮型畜牧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3.2 生物育种产业化：激活产业升级的“芯片”动能
种业作为农业的“芯片”，是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为生猪种业振兴提供了政策支撑，将有效破解我国生猪种业发展瓶颈。
长期以来，我国生猪种业面临核心种源依赖进口、自主育种能力薄弱等问题，种猪生产性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成为制约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生物育种技术快速发展，基因编辑、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先进技术逐步应用于生猪育种领域，为突破这一瓶颈提供了技术支撑。
培育高效、高产、抗病的优良种猪，是生猪产业降本增效的根本路径。优良种猪具有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繁殖性能强、抗病能力突出等优势，可从源头降低养殖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优质种猪在生命周期内可产出更多健康仔猪，且仔猪生长过程中饲料消耗更低、生长速度更快，能够显著提升养殖主体经济效益。
政策利好带动下，资本市场种业概念股迎来发展机遇。头部种企凭借在转基因、基因编辑等领域的技术储备，逐步提升市场竞争力，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科研院校合作，持续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种猪品种，推动我国生猪种业向自主可控、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型。
3.3 龙头集聚效应：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的政策导向，这一导向将推动生猪产业资源向头部企业集聚，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生猪产业资源正逐步向技术先进、管理科学、成本控制能力强的头部企业集中。牧原股份、温氏股份等大型养殖集团，凭借先进养殖技术、完善产业链布局、科学管理体系及充足资金储备，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牧原股份自主研发的智能养殖系统，实现养殖全流程智能化、精细化管理，大幅提升养殖效率、降低养殖成本；温氏股份在养殖技术创新、疫病防控、市场开拓等领域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产业集中度提升对增强行业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市场价格波动、疫病冲击等风险，头部企业凭借自身实力，能够稳定生产规模、应对市场危机，避免行业出现大幅波动。同时，头部企业能够代表我国生猪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逐步提升我国生猪产业在全球市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随着政策逐步落地，生猪产业将逐步摆脱“规模扩张”导向，转向“质量效益”驱动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将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管理提升和品牌建设，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助力我国生猪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
四、机遇与挑战并存：不同主体的破局之道
4.1 核心挑战：精准调控如何平衡“去产能”与“保优质”
在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框架下，精准调控成为核心难点：如何实现过剩产能温和去化，同时保障优质产能积极性，是政策制定者与行业从业者需共同解决的问题。
从市场规律来看，过剩产能会导致市场供过于求、价格下行，影响行业整体经济效益，2025年生猪市场的深度低迷已充分证明这一点。但若产能去化力度过大、速度过快，可能引发后续市场供应短缺、价格大幅反弹，再次陷入周期性波动循环。
实现二者平衡，需构建兼顾全国统一性与区域差异性的精细化调控工具体系。在全国层面，需结合各地区养殖规模、市场需求等因素，动态调整能繁母猪保有量区间，确保全国生猪产能处于合理波动范围；同时，强化生猪出栏体重管控，遏制过度育肥行为，避免资源浪费与市场供应失衡。在区域层面，需结合各地区养殖成本、资源禀赋差异制定差异化政策：粮食主产区可适度鼓励规模化养殖，提升养殖效率；生态脆弱地区需强化环保约束，引导养殖主体发展生态养殖。此外，需严厉打击二次育肥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4.2 龙头企业的机遇：借政策东风加速模式升级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相关政策，为大型养殖集团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助力其加速实现模式升级与竞争力提升。
以新希望六和为例，该企业积极响应政策导向，加快智能化养殖改造步伐。其现代化养殖基地引入先进传感器、自动化设备及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养殖全流程精准监控与管理：传感器实时采集猪舍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环境参数，参数异常时系统自动报警并启动调控设备，保障猪群处于最优生长环境；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结合每头生猪生长状况、健康数据，制定个性化饲养方案，实现精准投喂，大幅提升饲料利用率、降低养殖成本。
同时，新希望六和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前端加强与优质种企合作，引进优良种猪，提升种猪品质；后端加大屠宰加工、冷链物流等环节投入，优化产业布局。此外，该企业积极探索粪污资源化利用路径，通过建设沼气池、有机肥加工厂等设施，将养殖粪污转化为清洁能源与有机肥料，既解决环保问题，又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培育新的经济效益增长点。
随着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养殖领域的应用前景日益广阔。龙头企业应依托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加大新技术研发与应用投入，探索无人养殖、智能养殖等新型养殖模式，实现降本增效与绿色发展双赢，进一步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4.3 中小养殖户的出路：在规模化浪潮中寻找差异化空间在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浪潮中，中小养殖户面临抗风险能力弱等突出挑战，但同时也可依托自身灵活性优势，寻找差异化生存与发展空间。
“合作社+农户”模式是中小养殖户对接产业、降低风险的有效路径。中小养殖户可联合组建合作社，通过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参与产业链分工：龙头企业为养殖户提供猪苗、饲料、技术指导及销售渠道等全方位支持，养殖户专注于养殖环节，实现专业化生产。这一模式可有效降低中小养殖户市场风险，同时借助龙头企业品牌与市场优势，提升产品附加值。
此外，中小养殖户可聚焦特色养殖、订单养殖等差异化赛道。例如，发展黑猪、土猪等特色品种养殖，此类品种凭借独特肉质与风味，可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获得更高市场溢价；通过订单养殖模式，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养殖方案，提前锁定销售渠道与价格，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政策层面也为中小养殖户提供了多元支持，包括畜禽活体抵押融资、养殖技术培训等。中小养殖户应充分利用这些政策资源，提升养殖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通过畜禽活体抵押融资，解决养殖资金周转难题；参与养殖技术培训，学习先进养殖理念与技术，提升养殖效益。依托灵活性与差异化优势，中小养殖户可在规模化浪潮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总结展望：政策与市场共振，生猪产业迈入新周期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为生猪产业带来政策与市场双重红利：政策端，综合调控政策精准破解生猪产业周期性波动痛点，通过产能、环保、金融等多维度调控手段，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市场端，饲草料保障、生物育种产业化、龙头企业集聚等趋势，推动生猪产业向高效、集约、高质量方向转型。
随着2025年产能去化效果逐步释放，2026年第二季度生猪市场供给端有望得到显著改善，行业或将进入温和复苏阶段。这一复苏态势既是市场自身调节的结果，也是政策精准发力的体现。在此过程中，大型养殖集团与中小养殖户均需把握政策机遇，积极应对市场挑战。
展望未来，在“政策引导+市场驱动”双轮作用下，生猪产业将逐步摆脱周期性大幅波动困扰，实现从传统养殖向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养殖的转型。在政策持续支持与各类市场主体协同发力下，我国生猪产业将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支撑。
数据来源
1. 政府公开文件：2025年、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及《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2024年修订）》，用于获取政策导向及产能调控相关核心指标。
2. 农业农村部数据：能繁母猪存栏量等核心产业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定期统计发布结果。
3. 企业年报及公告：牧原股份、温氏股份、新希望六和等行业龙头企业的产能调减、养殖策略调整等相关信息，来源于企业公开年报、官方公告及正式发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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