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形势比较严峻，疫病种类复杂多样，传播范围广且不易控制，同时人畜共患类重大动物疫病也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2004年高致病性禽流感爆发，20天内发生疫点51个，从南到北涵盖16个省区，鸡苗从1.5元/只跌至0.3元/只仍无人问津，禽类产品出口下降50%以上，禽业及相关产业总产值减少约1 300亿元。截至2007年8月底，全国有26个省份先后发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情，导致25.7万头生猪发病，6.8万头死亡，17.5万头被扑杀。2013年突发人畜共患类新型禽流感H7N9，截至2014年10月，全国确诊感染449人，死亡114人，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恐慌，对畜牧业、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动物疫病防控作为一项公共管理政策，其执行过程是各方利益协调的过程，主要涉及监管机构、养殖户和消费者。其中养殖户是畜牧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农村动物疫情防控的主体，其疫病防控行为直接影响着动物疫情防控体系的运行和国家突发性动物疫情快速反应机制的实施效果。因此，识别影响养殖户疫情防控行为的主要因素，可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村动物疫情防控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1 养殖户对不同防疫行为的选择
1.1 防疫行为的概念
《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分别对一、二、三类动物疫病、重大动物疫情、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个体养殖户的防控措施做了相关规定。闫振宇认为养殖户在了解疫病防控概念的基础上做出具体的动物疫病防控行为，其能动作用表现在养殖户并不是被动接受政府动物疫病防控政策，其防疫行为、补充饲养行为以及疫情信息报告行为等反作用于政府动物疫病防控措施的实施及目标的实现。
1.2 饲养条件的改善
Hughes提出动物福利是指饲养的农场动物与其环境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状态。杨隽认为改善畜禽的饲养方式和生存环境,使“动物福利”和“动物卫生”观念贯穿在整个养殖过中,能有效提高禽畜自身免疫力和抗病能力,从而减少禽畜发病的机率。比如改善舍栏条件，调整饲养密度，做好卫生、消毒和隔离工作等，能有效防止疫病传播。林伟认为建立健全消毒制度，采用正确的消毒方法，杀灭病原微生物，切断传播途径，阻止疫病蔓延，给禽畜提供一个良好的饲养环境。
1.3 疫苗兽药的使用
牲畜疫病的发生，必然会伴随兽药的使用。在饲料中大量添加抗菌药，会使牲畜具有抗药性，降低药物使用效果，影响疫病的治疗。另外，免疫接种疫苗是控制牲畜传染病的有效方法，但在接种活疫苗期间使用抗生素，易导致机体的非特异免疫功能失常和抗原变异，出现超强毒株或新型血清，再加上疫苗品质不合格，这些均会造成免疫失败，给畜禽疾病控制带来困难。
1.4 动物疫情的上报
及时发现疫病并对其进行控制是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的重要原则。Gramig认为由于养殖户拥有疫病爆发前后畜群疾病状况和防疫措施的信息，其是否主动并及时上报动物疫情，将直接影响从发现到大规模爆发疫情之间的时间间隔，进而影响到重大动物疫情的传播速度和危害程度。闫振宇通过调查资料整理，将养殖户报告疫情行为划分为上报、不确定和不上报三种情况。
1.5 对病死牲畜的处理
随着《物防疫法》《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处置办法》《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B 16548-2006》的陆续出台，对病死动物规范处理行为有了明确的规定。李立清认为养殖农户对病死猪的处理主要有无害化处理、无处理丢弃和低价出售3种方式，无害处理方法主要包括掩埋、化制、高温等，一般采用掩埋和化制。
目前，对于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方面。如黄高明等分析了养猪业病死猪处理的现状和应对措施;Martha就病死猪处理方式对养殖户进行调查，发现知识文化水平及经济收入会影响其对病死猪处理的决策;Stefan等发现家庭状况、经济压力及对风险的态度都会影响养殖户处理病死猪的行为。
2 影响养殖户防疫行为的因素
2.1 养殖户特征变量
闫振宇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对影响养殖户上报疫情行为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在个体特征变量中，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这3个变量对养殖户报告疫情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即使年龄较大、文化程度低的养殖户也可以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接受培训等形式提高对传染性动物疫病的认识。张跃华等认为养殖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计算能力越强，行为越理性。张桂新认为养殖年限越长，越倾向于只在疫情爆发时防控，而不是进行预防性防控及预防防控和爆发时防控并举。
2.2 生产经营特征变量
张桂新认为养殖收入是否为主要收入来源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均总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养殖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养殖户不会只在疫情爆发时防控，主要原因是养殖收入比重越大，养殖损失对养殖户生活水平影响越大。张跃华等认为养殖户家庭收入对养殖业的依赖程度会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养殖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越高的养殖户越倾向于上报疫情。家庭收入对养殖户出售病死畜的行为有负向影响。
2.3 认知特征变量
闫振宇发现在风险认知特征变量中，对动物疾病了解程度较高的养殖户报告牲畜疫情的意愿较低;食品安全意识较强的养殖户倾向于主动报告牲畜疫情;对政府扑杀补贴的满意程度也会影响养殖户上报疫情的行为。张跃华认为趋向于规避风险的养殖户，因担心出售病死畜被罚款而减小出售病死畜的意愿。
2.4 环境特征变量
养殖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行为除了受到其本身的资源限制外，还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干预。吴秀敏通过分析四川省316个养猪户的调查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是否得到产业化组织的相关服务对养殖户采用安全兽药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加入产业化组织会促进养殖户采用安全兽药。闫振宇经研究发现养殖户接受当地畜牧部门培训、参加养殖协会有助于提高其主动披露疫情的意愿，其中参加养殖协会对其报告疫情意愿的影响更为明显。张桂新通过分析发现居住地附近有专业兽医、动物医院或高校等服务组织的养殖户面对疫情风险时，倾向于预防性防控和疫情爆发防控并举，防控水平高。养殖户获取防疫信息的能力越强，越倾向预防性防控和疫病爆发防控并举，而不倾向只在疫情爆发时防控，或面对风险无作为。
3 总结与展望
由上述文献可知，国内外学者对动物疫病防控中养殖户防控行为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改善养殖户防疫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主要包括养殖户基于自身资源的防疫意愿影响、动物疫病对养殖户的影响、疫病防控措施及补偿机制对养殖户防控行为的影响以及养殖户对政府疫病控制的能动作用等。尽管国内外对动物疫病防控管理作了比较细致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只侧重于养殖户在某一方面的意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但行为经济学认为每个决策是受多种行为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些行为因素对结果显现出的因果性非常高，一个人所做出的决策往往受到这一决策之前某个决策的“关联”影响，从而使最终的偏好选择产生偏差甚至逆转;二是由于研究者需要兼顾对行为的解释力和简约性，很多研究者都严格控制养殖户防疫行为的影响因素的数目，但解释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分析的简约性。目前的研究大都挑选显性因素进行研究，且假设各因素之间是独立的，缺乏对各因素之间关联关系与层次结构的进一步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在全面分析养殖户疫行为影响因素之后,有必要考虑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与层次结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