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便没有爆发“漂流猪”事件，嘉兴地区生猪养殖业的种种问题也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黄浦江上打捞的死猪数量最终超过万头。随着单日打捞数量的逐步下降，上海“漂流猪”事件日渐平息。嘉兴的8位养殖户，成为这一事件的最终买单者。
嘉兴市农业经济局始终坚持：不排除嘉兴河道中的死猪漂入上海，嘉兴以外地区的死猪也有流入。但由上海提供的猪尸上的17个耳标(动物电子标签)，除信息缺失外，8个耳标均属于嘉兴养殖户，因此8名嘉兴养殖户被分别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
嘉兴猪业的“养殖大户”，是其所属海盐县、平湖区和南湖区交界的四个乡镇。被查实的耳标，分别来自海盐、平湖和嘉善。
一位上海水务部门人员透露，“漂流猪”主要分两路而来，一路从嘉兴市嘉善县红旗塘、经园泄泾，流入上海松江区；另一路由嘉兴市平湖区经大泖港，流入上海金山区。这说明至少大部分 “漂流猪”，曾“途经”嘉兴这两个区县。
《财经》记者奔赴当地调查发现，“漂流猪”绝非偶然事件，当政府、养殖户、非法商贩纠结于经济、观念、市场、法制等多种因素时，如何安全地处理死猪却成为其中一个最轻的砝码。
为何投水
位于平湖上游的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是嘉兴最早开始养猪的地方，其出产的“竹林猪”远近闻名。该村有两位专职无害化处理收集员，每天早中晚三次收集死猪，拉满一辆小型柴油车后，就将猪尸扔进“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池”。竹林村共有30个处理池，其中23个是养殖大户自建自用，另外7个则村里公用。
竹林村村长陈云华说，两位收集员的手机号家家都有。村里还在处理池外墙上公布了监督电话，“如果一时半会收集员不来，村民也会打电话催”。但是，在养殖户占比六成半的竹林村，农户之间多有攀比心态，一般农户家里死了猪都不愿让人知道，大猪死了往往无法遮掩，但不到200斤的中型猪和小猪，“就可能扔到垃圾屋去，或者思想不好的就偷偷丢掉”。一位于姓养殖户说。
随着媒体蜂涌而至，竹林村临时在垃圾屋旁建了一个崭新的专用投放点，将约定俗成的做法“正规化”了。
竹林村从来没有真正对乱扔死猪的行为进行处理，“图方便”就成为当地抛猪入河的理由之一。
嘉兴市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水网密布，仅竹林村范围内的河道长度就有36公里。竹林村是占地面积8.72平方公里的大村，设了七个垃圾屋，与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的水面相比，扔到垃圾屋也“有欠便利”。
3月17日一天，竹林村的一位收集员就回收了30多头死猪。根据南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病死畜禽收集与处理运行管理办法》规定，无害化收集处理人员的报酬根据其收集处理量的多少由区、镇、村三级共同承担。“不允许他们向养殖户收费”。新丰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黄军介绍，该镇下属各村收集员的工资一般为1500元-2000元不等。但上述于姓养殖户却表示，收集员上门回收他两头能繁母猪(产仔母猪)的死尸时，收了20元“辛苦费”。对此，黄军称上门拉能繁母猪尸体确实要收费。“因为猪太大了，有的村里专用收集车装不下，要跟猪粪处理中心借铲车，这个是铲车费。”借一次铲车，需20元到80元不等。
在新丰镇做生猪经纪人的江山(化名)则称，收集员在设置之初，“免费”了一两个月。之后因为死猪太多，干活太累太脏，收集员上门拉猪就要收“辛苦费”了。“今年开年猪价不好，农户本来就在亏钱，死了猪时心情更不好，能愿意出这几十元钱(拉死猪)？一脚踹下河去好了。”
死因
“漂流猪”事件发生后，从嘉兴市分管副市长，到当地养殖户，均坚称当地动物疫情未见异常。与之相矛盾的是， 3月1日，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对待宰活猪价格急剧下降的原因，却分析称，“受当前严峻的疫情影响，一些养殖户出现恐慌心理，造成集中抛售。”
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抽检的20套样品中，检出13份猪圆环病毒阳性；浙江在嘉兴采集的36份死猪病料样中，检出16份圆环病毒阳性、7份流行性腹泻阳性。其中，猪圆环病毒病属于国家规定的二类动物疫病，即“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需要采取严格控制、扑灭等措施，防止扩散的”动物疫病。
对此，农业部首席兽医师于康震称，前述两种病毒引起的都是猪常见病，未检出生猪疫病病源，“当地没有发生生猪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
不过，他同时补充：“去冬今春，当地雨雪寒潮天气多，气温变化大，导致仔猪抵抗力下降，圆环病毒感染和腹泻等常见病引起死亡率较往年偏高。”
此外，嘉兴生猪饲养量大，散养比例高，也导致当地生猪死亡淘汰数量相对较大。据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介绍，生猪养殖死亡率正常范围为3%左右。但“养殖大户”新丰镇的实际死亡率在10%左右。
高死亡率与目前生猪养殖密度过大、卫生条件较差不无关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李刚介绍，一般科学的养猪场，100斤的猪平均每头需1平方米空间，“外面还有运动场，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能繁母猪和授精公猪需要的空间更大，前者至少2平方米，后者则要5平方米至10平方米。
然而，在嘉兴一般养殖户家中，一头130斤以上的猪，方能占据1平方米，100斤左右的猪养殖密度高峰时可能接近每平方米两头的水平。能繁母猪和授精公猪的活动空间，亦低于标准。“空气湿度还有卫生条件(下降)，接触频率提高，(猪)就容易发病。”李刚说。
为了应对生猪定点屠宰前的检疫，新丰镇畜牧兽医站每天都要派出五名兽医师到镇动物卫生监督站，这导致兽医师紧缺，因此活猪出栏前的快速检测，就只能在各村聘用“协管员”来做。按南湖区畜牧兽医局的要求，“协管员”接受岗前培训即可，不要求具备执业兽医资质。
因为养殖户太多，兽医不易请到。农户一般都是自己给猪看病。除了接受猪瘟、口蹄疫、蓝耳病三种强制免疫外，有的养殖户还会给猪“补打”疫苗。即注射疫苗时，按照用药标准的1.5倍或2倍剂量注射。一旦发现猪有染病征兆，养殖户就会立即给猪加量喂药。这样的做法，并不限于嘉兴一地。江西的一位兽医也称，现在兽药泛滥，“养殖户都是超量添加。应该加1公斤的，有可能加到2公斤”。另外，猪饲料中也有抗生素添加剂。
新丰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徐永勇介绍，兽医站的主要工作，除了对仔猪进行强制免疫外，就是根据不同季节进行查漏补缺，“如果抵抗力不够的，就要修改免疫方案”。至于疫情监控等，则主要靠“目测”。
综合因素之下，疫情监控实际上难以完全到位。
“丧葬费”
根据农业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文件，“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在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费用，每头补助80元，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
然而，《财经》记者在嘉兴市调查发现，达到补助标准的养殖户没有听说过这笔钱，亦未见当地公布相关补助的发放形式和方法。黄军解释称，这项补助去年6月才开始，已经用于补贴各村的无害化处理费用了。“如果年出栏50头以上的养殖户自建无害化处理池，这80元就给他了。”
难以拿到手的无害化处理补助，对于占比九成的一般养殖户没有吸引力。真正能激励他们不乱扔死猪的，是与无害化处理挂钩的保险赔付程序。
随着多年推广，新丰镇约有90%的存栏母猪投保了能繁母猪险。办理这样一份保险，需要投入保费60元/头，其中农户只需要支付6元，其余则由各级地方财政补助。一旦参保母猪死亡，养殖户将获得1000元/头的保险金。
年初，前述于姓养殖户的两头能繁母猪死亡。根据规定，他进行了以下程序：首先通知保险公司拍照取证，之后打电话通知收集员将死猪拉到处理池；再由收集员通知村委会在养殖户的保险单上盖一个“无害化已处理”章，然后将这张保险单拿到兽医站盖章，由兽医站通知保险公司赔付。“这个章不敲，保险公司就不会划钱给我。是为了防止有人不老实，乱扔猪。” 于姓养殖户说。
不过，以上保险也仅仅可以减少能繁母猪被乱扔的现象。
同样可能起到约束作用的，还有育肥猪保险，但这一保险的门槛就高了许多。根据财政部今年2月的最新通知，育肥猪保险地方财政至少补贴30%。东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实际补贴幅度提升至40%。但在嘉兴地区，这一险种仍以商业保险的形式存在，并且设置了生猪存栏量500头以上的高门槛。据陈云华所知，整个竹林村只有三家养殖户能满足这一条件。
死猪拿不到补贴得不到保险，叫人来拉走又得收“辛苦费”，村民就觉得不如一抛了之。去年受雇于各村的“清洁队”，在新丰全镇捞出死猪约3000头。“漂流猪”事件发生后，嘉兴出动53377人次组织大规模打捞，一周后称捞出死猪3601头。
黑市
紧邻上海松江的嘉善县姚庄、西塘两镇，也设有“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点”。3月16日，隶属于姚庄镇的处理点大门紧锁，西塘镇的处理池则塞得满满当当，死猪尸体横亘于池口上方，无从投放的猪尸被乱扔在地上，臭气熏天。
西塘镇东汇畜粪处理中心，受县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委托，负责在姚庄、西塘两镇收集死猪。其总经理马金海透露，黄浦江“漂流猪”事件爆发后，叫他去拉死猪的养殖户多了起来。
嘉兴专职收集员制度真正开始运作，始自2012年11月，“之前有人专门买死猪，所以半年前河里没有死猪”。江山说。此前死猪的收购价格是一头200斤的猪约一二百元，50斤重的约几十元。50斤以下的死猪则要“看运气”。
从2009年起，嘉兴市就开始了打击病死猪交易及制售病死猪肉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由分管副市长牵头，此后每年都发起一次专项整治。起初效果并不显著，一是因为收死猪的人多，二是因为打击力度不够。“抓到了关系好罚个5000元、1万元，关系不好罚几万元，都(和官员)有关系。”从事过兽医工作的养殖户靳玉(化名)称。
直到2012年11月9日，一个贩卖死猪肉千余吨的团伙被查处，三名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个月后，给另一个贩卖死猪肉团伙通风报信的嘉兴平湖区畜牧兽医局原副局长，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从事死猪肉生意的非法商贩才有所震慑，纷纷转行，结果养殖户的死猪少了去处，收集员的工作骤增。
非法制售死猪肉，并不限于嘉兴一地。前述江西兽医就反映，他所在的地区，大量死猪肉都被卖进了肉联厂进行深加工。“外面的肉馅、香肠里掺了死猪肉。不是全部，可能10%是死猪肉，吃不出来的。”靳玉说。
尽管死猪肉吃不出来，病毒通过高温加热也能杀灭，病死猪肉可能带来的细菌病却不可轻视。李刚解释，“细菌会腐败，产生细菌毒素，即使经过加热也会对人造成损害。特别是肝脏、内脏这样的排毒器官，毒素在此集聚，对爱好食用内脏的人造成危害。”
竹林村近年出栏生猪平均水平为11万头，按损耗率约10%计，每年的死猪数量为1.1万头。今年1月至3月中旬，全村无害化处理死猪数量约为1500头。
然而，2012年一整年，前述东汇畜粪处理中心一共才处理了400多头死猪。
后事
嘉兴市的“无害化处理”，与理论上的“无害化处理”尚有差距。黄军表示，死猪投入处理池后，加入烧碱，以使尸体迅速腐烂，然而，“药物配比和用量没有规定，多久放一次也没有规定”。
由于收集员并不具备兽医资质，养殖户自行投放的做法也令收集者难以辨别猪的死因，因此，《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GB16548-2006)》，在现有机制下似乎难以执行。根据这项规定，病死或不明死因的动物，不但要焚毁或是掩埋处理，对执行掩埋地区域还要进行消毒等。
3月17日下午15时许，竹林村的两位收集员冒雨开着三轮电瓶车将两头死猪运至处理池，并未采用密闭、不渗水的容器，也没有在运抵之后进行消毒。在将死猪投入处理池后，亦未加入或喷洒任何消毒物质。但陈云华坚称，收集员不定期地会对处理池区域喷洒消毒药水。
直到“漂流猪”事件发生后的3月11日，嘉兴市南湖区农业经济局才下发了《南湖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操作规范》，对运输人员的防护和运输方式等进行规范。这份文件对使用消毒液的剂量和配比也有了明确的规定。不过，截至记者发稿，相关规范还未实施。
早在2009年，环保部、农业部、商务部联合检查组，就曾专程赴嘉兴督查畜禽养殖业污染整治和生猪屠宰行业环境保护工作。“当时河里真的很脏，主要是猪粪。”陈云华回忆。
前两年，为了解决猪粪、猪尿污染，当地对养殖户自用环保设施进行了一轮大力补助。其中沼气、沼液池的建设成本为2500元至5000元不等，半数由地方财政进行补贴。绝大多数农户都已在2012年之前完成了建设。改造猪粪沟的雨污分离工程也在这两年展开，亦由财政补贴每户500元。
自2010年，嘉兴市开始病死动物的无害化处理工作，确定了“分散与集中处理相结合，简单模式向工业化处理逐步过渡”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原则。至今，全市已为无害化处理池投入经费1311.93万元，共建成无害化处理池573座，总容积4.05万立方米。
由于无害化处理池是封闭式的，并且臭味难忍，一般不会抽取池内的猪腐败液体。因此，每个耗资5.5万元至6万元建成的处理池，仅能一次性使用。“一个池子的存放量在40吨左右，一头猪要一年左右可以化掉，一年大概要用掉一个池子。”陈云华介绍。
这些一次性的无害化处理池，显然难以满足未来的需求。竹林村的七个处理池已接近装满，一个新的、更大的处理池正在兴建。然而处理池的建设用地，一直困扰着村长陈云华，因为处理池的建设费用虽由上级财政负担，土地费用却需村里解决，而且农民们都不愿意在自家田地旁边建这么一个“晦气”的东西。
只是简单地增加处理池，实非长久之计。根据嘉兴市公布的数据，2012年全市共无害化处理死猪32.56万头。而嘉兴全年的生猪饲养量是734万头。
嘉兴南湖区计划兴建一个病死动物湿化法无害化处理中心，对全区的病死猪进行统一处理，这被视为上策。所谓湿化法，是指利用高压饱和蒸汽，借助高温、高压将病原体完全杀灭的做法。经化制后的动物尸体可熬成工业用油，同时产生的骨头等其他残渣则能做成有机肥料。该项目总投资预计为1635万元，计划2014年建成。
然而，这样一个无害化处理中心，既要远离养殖场防止疫病传播，又要尽量靠近养殖密集区降低转运成本，选址并非易事。加上用地指标紧张、周边居民反对等原因，目前这个处理中心，还只是停留在设计阶段。
|
